我颇诧异，这年代久远的名山古刹，文人学士来的不少，其中更不乏书法大家，怎么会请这位以《弹性力学》闻名的物理学家来执笔？
询问当地的朋友，才知道，钱伟长先生与岩泉寺颇有缘份，在20世纪的30年代、80年代、90年代曾三度来寺，最长的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他去法国留学前与新婚的妻子来这里度蜜月，一住3个多月。而钱伟长夫妇的岩泉行，又是由于他的叔父国学大家钱穆教授的召引。
钱穆（1895—1990）原是北京大学副教授，抗战初，随校南迁抵昆明，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那时候，钱穆正着手写作他的《国史大纲》，但昆明常遭日本飞机轰炸，天天跑警报，不仅难以正常教课，遑论静心写作？教授们只好纷纷散往四乡，沈从文、朱自清、冰心诸先生就落户于呈贡乡间。
钱穆先生得到时任宜良县长的王丕之助，于1938年秋来到了岩泉寺。
（王丕为何许人？作为官场人物，为什么与钱穆这位学者有谊？我问过一些人，都难道其详。在那国难当头的乱世，这个县长还能尊重学术，颇令人钦佩）。
秋天的伏狮山经过了夏秋漫长的雨季，山林被洗涤得更加青绿，满山桂花香溢四野，又因为战时有游兴的人不多，这里也就格外清静，能使他一住年余，安心把《国史大纲》这本巨著写完。
据钱穆先生后来撰写的《忆岩泉》一文回忆，他初上山那天是由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后来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哲学家汤用彤先生，以及对黑格尔哲学深有研究，后来担任过《黑格尔全集》主编，还写过《当代中国哲学》等名著的贺麟先生陪同来的。
那时候，山寺居住条件简陋，虽然有方丈亲出山门迎接，还被安置在下寺旁边的所谓“县长别墅”小楼里住下，但这3位大学者这天晚上却是在地板上过了一夜。
钱穆曾这样记载：“是夜锡予、自昭与余同卧外室地铺上。两人言：‘此楼真静僻，游人所不到。明晨我两人即去，君一人独居，能耐此寂寞否？’余言：‘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亦得耐。窃愿尽一年，此书写成，无他虑矣。’”
那年月，学者的清苦，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都是很感人的。
钱穆先生在著作之余，遍览山岭上下景点，春天的山茶、桃李，夏日的缅桂，秋山的红叶，冬季的梅雪，还有在云南一年四季都开的、或紫色或玫红色的三角梅，都尽入眼底，足矣调心养性。他还有教课，就每周四下山，乘坐经过宜良的“滇越铁路”小火车赶往昆明，星期天上午又返回宜良。一年中除寒暑假外，每个星期都如此，上山下山，上车下车，从秋到冬，又历经春夏，不以为苦。那部《国史大纲》也就写得顺手，从而给中国史学留下了一部堪称不朽的著作。山寺寂寞著书，这不仅是钱穆先生学术人格与毅力的体现，岩泉寺能留住这位学者，也反映了这名山古寺的魅力。
钱穆山居时，国学大师陈寅恪、史地学家张其昀、历史学家姚从吾等也来访过，相与谈诗论道。真是群贤毕至，也成了岩泉寺的一段佳话。有钱穆先生在山上，钱伟长也就来了，在岩泉喷涌的“剑池”旁边那座两层木质小楼藏真阁内居住3个多月。叔侄相聚，叙国事谈家常，品尝钱穆亲上宝洪山上购来的上好宝洪茶。那段悠闲岁月，使钱伟长长久难忘，除了20世纪80年代悄然来访问，又在1994年6月23日，夫妇俩第三次来访。这年他已85岁高龄，离当年度蜜月已是55年过去，忆古寺兴废，很是感慨，除了为山门题写了“岩泉禅寺”外，还写下了“岩坚泉清，宜结良缘”之句，如今已被镌刻于藏真阁废址旁的石壁上。
钱穆晚年忆及那一年多岩泉寺的山居，还很动情：“回思当年生活亦真如在仙境也！”
岩泉寺离昆明并不远，可惜知此名山仙境者仍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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