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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宋美龄在她办公室里，就剩下和张紫葛两人时，宋美龄让张紫葛给她捶腿，又对他讲“性的冲动”问题（有些话只在香港版上有）。 ●到了第二十七章，张紫葛终于在宋美龄的浴室里洗了澡。“这天拂晓，我刚在她那自淋小浴室里洗了个早浴，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得房门擂得山响。拉开门扇一看，竟是宋美龄。”这以后，张紫葛因常加班熬夜，干脆住到宋美龄的歌乐山别墅里了，“不知怎的，我渐渐醒来，蒙蒙胧胧，竟不知身在何处。睁眼一瞧，宋美龄披着一件长摆拖地的夏季睡衣，坐在写字台边。”（第三十一章） ●更令人诧异的是，张先生竟把一些不堪入目的下流粗话抛给了宋美龄（98页、325页，此处不想引用原话）。真不知他下回再写还会写出什么来。 ●张紫葛讲秘闻的最大特点：一是秘闻就是绝对秘密，文献上无丝毫痕迹，所以无从佐证。二是死无对证或活无对证。当事人没几个，还都不在世了。在世的也不能证明，只能听张先生一个人讲的。 ●张先生，对不起，整个这件事情的原委，我们当然是相信张治中将军、屈武先生、党必刚先生、陶峙岳将军、刘亚哲先生诸位前辈们的回忆了，而不是您的秘闻故事。
今年早些时，有本书在市面上热闹了一下。即张紫葛先生的《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作家文摘》、《文汇读书周报》曾转载了书中部分内容。此书1995年在香港出版（九十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初版），八年后在内地面世（团结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印数不少，也称不易。
张紫葛先生在后记中说：“本书是纪实，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更不是小说。故一概本其原貌，如实记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书中是怎样“如实记述”的。
此书目录的第一章题目题解说，1939年初张紫葛偶遇宋美龄，宋鉴于他的能力将他“留在她身边，在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时空交错，到她离开大陆前，与她过从九年。”可是全书四十四章，从第一章1939年3月初张与宋相识写起，到第三十八章止，只不过刚到了1939年8月底。占到全书百分之九十的内容也就写了半年时间的事。
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三章，记宋美龄1946年正月初五傍晚至初八清晨，“微服出塞”的事，前后不满三天。最后一章写张治中叫张紫葛出面去南京找宋美龄，用时一天。这样依书中说，张、宋交往分三个阶段，全部加起来不过半年零四天。所谓“过从九年”，名不符实。
此书涉及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内容不少。第一章说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由宋庆龄、宋美龄、宋霭玲、宋子文夫人张乐怡，陈诚夫人——国民党元老谭延的女儿，以及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博士，时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的谭惕吾，社会女活动家刘清扬、胡兰畦等20多位妇女名流发起，组成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因此它具有社团性质。它由宋美龄任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由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实际负责，在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设有分会，也是由各省妇女指导委员会经办，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所以它又具有政府事业机构的性质。……因为邓颖超、史良等都是全国妇女指委会的委员，所以她们后来也参加了这项抢救难童的事业。”
史实是，战时儿童保育工作最初系由抗战初期活跃在武汉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发起，其中多数为救国会成员（不少是未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有陈波儿、刘清扬、安娥、沈兹九、曹孟君、徐镜平、朱涵珠、杜君慧等人。到1938年2月，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召开后，才由邓颖超请刘清扬、史良和沈兹九出面邀请宋美龄来担任保育会的领导。邓颖超参与了最早的发起工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史良也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在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名录里，并无陈诚夫人（谭详）、吴贻芳、胡兰畦等人的名字。吴贻芳是后来1939年10月增补为保育总会常务理事。谭惕吾当时也不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1946年才召开国大）。此外，战时儿童保育会没有湖北分会。保育会经费不是“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而是主要靠募捐，政府拨一部分津贴。
第二十章“难童的妈妈”，记1939年端午节时宋美龄来歌乐山保育院慰问，由院长刘尊一接待。但据当年歌乐山保育院难童后来回忆，并无宋美龄来慰问一事，刘尊一当时也不是院长，院长是曹孟君。所附一张模糊不清的几人背影照片，说明说有宋美龄和张紫葛，十分可疑。又说一个月后，宋美龄和蒋介石同来参加重庆地区保育生演讲比赛的决赛颁奖大会。并且也附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实际上是1938年5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参观汉口临时保育院时与难童合影。原刊于1938年7月出版的《东方画刊》上。
第二十一章“端午慰问，漏了一户”，记1939年7月3日宋美龄派人去慰问壁山保育院，宋听了汇报后对院长贺哲仁大加赞扬，“不久，贺哲仁便被调任到成都，先后任新都保育院、郫县保育院院长。”史实是，位于壁山县大路场宝光寺的直属第五保育院是1939年9月才设立的，当时院长也不是贺哲仁，而是曹克勋，贺哲仁是秘书兼教导主任。至于被调到成都一事，已经是1941年9月的事了，和宋美龄并无关系。贺哲仁老师的有关回忆登在战时儿童保育会北京河南联谊会办的《保育生通讯》1997年第1期上。
第三十章“和邓颖超一起视察赵君陶任院长的保育院”，这一章同第二十一章一样，也是2003年版后加的，不过是更离谱罢了。讲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偶尔来重庆，便敦促宋美龄带她去水土沱，参观赵君陶任院长的保育院，顺便邀请了邓颖超同去。张乐怡在参观完后还对宋美龄“嗫嚅其词：‘想不到你会这么信任赵君陶这个中共党员！’”而宋美龄则表示就是要让邓颖超看到，“我是怎么信任中共党员当院长，怎样尊重她的”。
这纯粹是张先生想像后的信口开河。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1939年初开始对共产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中共中央也以在国统区开展活动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隐蔽撤退”的方针来对应。当时任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的赵君陶从来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赵君陶院长1983年回忆说：“我是党总支书记，直属中共南方局领导。没有横的关系，有什么情况，直接向邓颖超同志汇报联系。”宋美龄确曾有过视察直三院的打算，但赵君陶为了不引人注意和招来麻烦，请保育会副理事长李德全以山路崎岖，不太安全等理由劝阻宋美龄，取消了其来视察的安排。更没有宋美龄和邓颖超一起来视察这种事。张先生还让故事中保育院老师当着众人喊邓颖超“颖超同志”，真是滑稽的很，也不知重庆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此外在水土沱的也不是赵君陶任院长的直三院，直三院在合川县土主镇。位于江北水土沱的是四川分会第八保育院。当时赵君陶院长对外也不叫赵君陶，而是用名赵郁仙。以上有关史料可见《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重庆出版社，1986），《革命教育家赵君陶》（官祥黄自贵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在第十二章“‘五四’大轰炸这一天”，为了编写宋美龄和他自己在大轰炸中临危不惧的情节，张先生把日机1939年5月4日对重庆轰炸的时间从下午5点多提前到了上午。第十八章“颁奖大会之夜的剧烈空战”，说1939年7月7日下午，宋美龄等赴重庆白市驿飞机场，参加空军司令部举行的授奖仪式，宋代表蒋颁奖，然后是舞会。不料敌机来袭，飞行员们立即驾机迎敌，与敌机展开夜战，宋美龄等现场观战。故事虽然感人，可惜是虚构的，因为1939年7月7日这一天，日机就没有来重庆轰炸，因此所谓空战无从说起。以上有关史实，可见《重庆大轰炸纪实》（罗泰琪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和《世界空军史》（李树山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两书。
在第三十三章“面斥希特勒的密使”和第三十四章“引古证今耻秦桧”里，张紫葛先生更把故事编到了国家战和大计，对外关系方面的重大事件上。说1939年8月8日，希特勒派来密使冯·戈宁赴重庆劝和，遭到宋美龄的痛斥。查有关现代中德关系史方面的文献：《中德外交秘档（1927－19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美〕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武菁申晓云译，钱乘旦校，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马振犊戚如高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等，均无有关此事的蛛丝马迹。
张紫葛先生的解释是：“半个世纪之后，即到现在为止，我还未听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戈宁劝降’这段历史。我想，假如真的蒋氏夫妇一直没有公开这段情节的话，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事情涉及何应钦，不便公开。这又有两种可能：一是蒋氏夫妇考虑到还要和何应钦继续共事，公布这个秘密，臭了何应钦。二是何应钦本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是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随着同盟军的节节胜利，轴心国败局渐著，亲日前途暗淡，史家之笔可畏，何应钦出于个人利害，利用职掌，做点手脚，毁档灭迹，使其无可稽考，也是可能的。”张先生您这里别拿蒋介石和何应钦说事了，历史不是您一个人编的。你不公布，人家不会公布吗？别说你和德国人谈判了，和日本人谈判更是国家机密吧？后来不都一一抖落出来了。
张先生为了证明他参与了国家机密大事，造了这么一段“戈宁劝降”。而真实的历史却是另外一回事。蒋介石在抗战前期表现出动摇妥协的倾向，同时出于策略等方面的考虑，从1938年春至1941年夏，一直派人和日本方面的代表秘密进行谋和谈判。就在书中，宋美龄正义凛然的时刻，历史上的1939年3月和6月，宋美龄两次亲赴香港，参与并主持与日方的秘密谈判（当时她怎么就忘了和非常信任的小张秘书说一声呢？）。以上史实可见《寻求历史的谜底》（杨天石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中《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一篇。所以说，虽然德国密使来劝降子虚乌有，可是和敌国日本的密谈却实实在在，断断续续一直谈了两年多。张先生下回不妨再编一段“面斥近卫首相密使”好了。
书中还说当时的驻德大使是张谔，他的夫人即是给宋美龄和戈宁当翻译的韩香梅。查自1912至1941年中国历任驻德国公使和大使名录，除了一任代办，无一人是张姓。1939年时驻德大使是陈介。韩香梅不是张谔的夫人，也没有当过德文翻译。还有宋美龄对戈宁说德国的军事援助是“高价卖与吾人之枪、炮、飞机，甚多陈旧之品，不堪使用，甚至夹有已属废弃钢铁之物。贵国所派为吾人做顾问之专家，固有高等可信之士，却混有不少心怀叵测之徒。甚至将敝国之重要军事机密，窃去交与日本侵略者。”史实是，德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价高但质地优良，在抗战初期的战役中，如八一三淞沪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德国顾问也表现出良好的军人素质和对中国的同情。至于说德国顾问向日方提供军事情报，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表示过怀疑，但很快证实所得消息系谣传。有关史料可见《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马振犊戚如高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张紫葛先生在讲完了1939年3月至8月“丰富多彩”的经历后，一下跨过七年，最后几章的故事更具传奇味道。
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三章，说从1946年春节的正月初五傍晚至初八清晨，宋美龄为“深入了解新疆的最新情况”，微服出塞，深入迪化和绥来街巷，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并且险遭不测，差点被人强暴和被暴风雪卷走。幸亏有张紫葛先生跟随保护，大智大勇，化险为夷。这一段再扩展演义一下，就是一部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疆版的007。
张紫葛先生讲秘闻的最大特点：一是秘闻就是绝对秘密，文献上无丝毫痕迹，所以无从佐证。二是死无对证或活无对证。当事人没几个，还都不在世了。在世的也不能证明，只能听张先生一个人讲的。比如能证明这次“微服出塞”的两位在世者，宋美龄是百多岁老人，别说不让你采访，让你去她也说不清楚了。还有一位水建彤先生，倒是在1996年有一封“证明信”，说张先生的“大作翔实，足为正史补阙”。可惜这也不能证明宋美龄当时就在迪化，因为书中的宋美龄怕被水建彤认出来，“揭穿她微服出访的绝密内幕”，干脆就没露面，“躲在里面这间客房门后偷听”张、水二人扯。所以水建彤根本就没有见到宋美龄。关于宋美龄去新疆，历史记载的只有1942年8月底的一次，当时是去执行蒋介石争取盛世才归附中央的任务。张先生在书中却说除了他们这次“微服出塞”，此前宋美龄还有三次到迪化，总共四次了。真不知宋美龄怎么忽然对新疆如此大感兴趣。
尽管张先生言之凿凿，可是仔细看看，还是发现所谓“秘闻”的破绽。首先有一处时间不对头，第三十九章说张治中与三区方面达成《和平条款》后回到重庆，又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做专题报告。但国民党上层意见不一，扯了三个多月还莫衷一是，于是才有了宋美龄微服私访亲赴迪化了解情况。按《和平条款》是1946年1月2日签订的，“扯了三个多月”以后宋美龄再走也就是4月份了，这和书里“秘闻”中宋美龄正月初五到迪化的时间显然对不上了。若是说1945年10月，就签订了《和平条款》，然后再扯上三个多月，时间差不多就到了1946年正月，和“秘闻”里宋美龄“出塞”的时间倒能对上了。可是又不符合史实，1945年10月双方才刚开始谈判，哪来的条款？此外，说什么张治中“报告失之笼统”，国民党上层“意见分歧很大”，也就是张先生自己这么说，目的是为了使宋美龄所谓的“秘访”师出有名。张治中将军的回忆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我回到重庆，即把签字的正文和附文（一）送给蒋看，他看了表示同意，第二天还特别约了党政高级人员吃饭，席间对我表示了慰劳之意。……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要我就新疆问题作报告。……那一天的报告，不断博得全场鼓掌，报告完毕后更得到全场极其热烈的鼓掌，”见《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442、446页）。
在第四十二章“夜访耆老”中，张先生说他陪宋美龄，晚上10点去登门拜访30年代曾任新疆省主席的刘文龙，在他住的旧式平房里听他对新疆局势的见解。查《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刘文龙条：“……1933年8月，任新疆省政府主席，12月因与盛世才矛盾，被软禁。1944年11月释放后，至兰州落户。……新疆和平解放后，返回乌鲁木齐。……”很明显，1946年时刘文龙根本就不在迪化（乌鲁木齐），哪来的“夜访耆老”呢？
张紫葛先生讲完了宋美龄和他自己在抗战中的功绩以及在稳定新疆局势上的贡献后，大约是觉着还不够圆满，于是在最后一章第四十四章来了一段“解中共出狱人员西安之围”。说张治中受周恩来、毛泽东之托，答应释放盛世才时期被关押在新疆监狱的一批中共人员。几经周折，这批中共人员于1946年6月获释，并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刘亚哲组织车辆和兵力护送回延安。但行至西安时被胡宗南扣留起来了，张治中先后电胡宗南、蒋介石请求放行未果，只好求到张紫葛，说：“我再无良策了！山穷水尽，只有请你出马！”于是张紫葛飞南京前往蒋介石官邸，游说宋美龄，最后得以顺利解决。
张紫葛先生为革命事业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营救出一百多名共产党人，怎么从未听说过呢？因为这又是一段绝对秘密的“秘闻”。可是张先生自己在1986年所出《在历史的夹缝中——忆张治中先生》一书中，也只字未提为何过了将近10年，才露出这么一段“秘闻”。您不是在等什么吧？张先生说知道他去南京找宋美龄的只有张治中、屈武和党必刚三人。看《张治中回忆录》，《屈武回忆录》（屈武口述，陈江鹏执笔，团结出版社，2002）。在谈到营救新疆狱中共产党人过程时，《屈武回忆录》中亦有党必刚有关此事的回忆），以及《陶峙岳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和刘亚哲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九辑，中华书局出版，1980），均不见张紫葛三个字，也无丝毫所谓“秘闻”的记述。为何呢？正如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我教授所说：“以父亲的资历和地位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有什么事就直接问蒋介石好了，根本用不着绕过蒋去找宋美龄，哪来的书中宋美龄所说‘每遇紧要关头就来找我’的事，更不用说还要先托什么张紫葛！”（笔者电话询问张素我教授）史实是屈武先生受张治中将军委派，首先通过警务处查看了被关押中共人员的档案，然后数次探监，并由张治中下令改善狱中生活待遇。刘亚哲先生回忆他于1946年6月10日护送中共出狱人员从迪化出发，一路艰辛，6月29日闯过咸阳一关，6月30日凌晨到达西安。他机智地将全体人员送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第二天西安各报又发布了有关消息，使得胡宗南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胡宗南提出：“这批人不能走，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刘亚哲电告张治中，张治中又发电给蒋介石交涉，胡宗南被迫于7月7日放行。陶峙岳将军回忆道：“事实说明，刘亚哲对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张治中将军的回忆是：“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我派了新疆警备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还派医务人员随行，同时先后分电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西安胡宗南、祝绍周等沿途妥善招待，并且电告周恩来先生。……但是这件事情国民党特务是不甘心的，中途还是想多方阻挠，到了咸阳还想阻止前进，到了西安之后还是想加扣留，……我又去电胡宗南催促；他们才能在七月七日离开西安，十一日到达陕甘宁边区的鸡加村，由延安方面派人接去。”
张先生，对不起，整个这件事情的原委，我们当然是相信张治中将军、屈武先生、党必刚先生、陶峙岳将军、刘亚哲先生诸位前辈们的回忆了，而不是您的秘闻故事。
此书香港版的出版缘起说“更多、更宝贵的是忠实记叙了在战时的陪都，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生活、工作和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史实”。“忠实”和“史实”说不上，故事倒是不少，也确实“鲜为人知”。比如第二章讲宋美龄宴请郭沫若，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章讲宋美龄与卢作孚的交往。这种事算不上什么秘闻，但也值得记上一笔。可是看《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卢作孚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并无丝毫记载。第十七章“五次死里逃生”和第二十九章“调处汤恩伯与李宗仁的矛盾”，从未听说。查《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鹰犬将军——宋希廉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并无半点记载。而且所谓宋美龄“五次死里逃生”的顺序和五次实际发生的战斗和轰炸的时间顺序根本对不上号，满拧。
张紫葛先生在褒扬宋美龄的时候，时时冒出一些“另类”故事。
第十二章，宋美龄和张紫葛、陈慧丽三人，在空袭时躲进防空洞，张紫葛在宋美龄背后双手抵在石壁上保护她。
第十三章，陈记彝带张紫葛参观宋美龄浴室。
第十四章，宋美龄在她办公室里，就剩下和张紫葛两人时，宋美龄让张紫葛给她捶腿，又对他讲“性的冲动”问题（有些话只在香港版上有）。
到了第二十七章，张紫葛终于在宋美龄的浴室里洗了澡。“这天拂晓，我刚在她那自淋小浴室里洗了个早浴，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得房门擂得山响。拉开门扇一看，竟是宋美龄。”这以后，张紫葛因常加班熬夜，干脆住到宋美龄的歌乐山别墅里了，“不知怎的，我渐渐醒来，蒙蒙胧胧，竟不知身在何处。睁眼一瞧，宋美龄披着一件长摆拖地的夏季睡衣，坐在写字台边。”（第三十一章）
在最后一章，张紫葛去南京找宋美龄，宋美龄把和张的关系定位为“你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起，跟我那么久，亲如……如，……一如手足”（也就是和宋子文平起平坐了）。可是张先生还不满足于此，在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三章，张紫葛陪宋美龄微服出塞，干脆借他人之口直说宋美龄是他的“情人”、“太太”。
“喂，你什么时候弄了个这么漂亮的情人？也不请我们吃酒！”（340页）
“哦，哦，这是你的太太？张太太，失敬，失敬！”……“不远千里而来，久别如新婚，当然留下嘛！”（344页）
然而更令人诧异的是，张先生竟把一些不堪入目的下流粗话抛给了宋美龄（98页、325页，此处不想引用原话）。真不知他下回再写还会写出什么来。
我们不禁要问问张紫葛先生，您这是在写宋美龄呢？还是借着写宋美龄把自己也贴上去，故意打一些擦边球，以示和宋美龄之间的“特殊关系”？按年龄，宋美龄和你母亲是同一辈份的人。您不如把您这些“鲜为人知的秘闻”和“如实记述”干脆改成“戏说”，君不见“戏说”剧里，皇上都是会飞檐走壁的，您看如何？
张紫葛先生在前言中说：“本书所记，主要是宋美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部分活动、工作和生活情景。”宋美龄当然是书中主角了。但是很显然，张先生至少是并列主角。书中宋美龄1939年在重庆半年间的每件事迹，都有他的参与和功劳。后来在新疆，若不是有张先生在，宋美龄说不定早就没命了。张先生在书中固有不少对宋美龄的颂扬之词，同时更借宋美龄之口回赠给了自己可观的吹捧之语，请看下列：
“我很赏识你，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工作，你是一个很有出息的青年，我很愿意为你的成功尽一些力量……”（8页）
“你很有点脑筋！我值得高兴，想不到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很管用的人才！”……“你有这样高等的涵养？哪来的？”（15页）
“小张，记住，你就是诚实、敦厚、强有力地吸引了我！”（21页）
“唔，你很不错，有胆有识，是个大将材料。你干不干军事？我保举你……”（101页）
“呃嘿嘿！你懂什么，瞧不起他？要知道，女孩子找对象，就得找这种小伙子！千万别找那些大少爷———像你那个爱人，臭狗屎不如……”（106页）
“不过，你还没有中美人计，拒不和她贴胸贴面……就是要这个样子！这才像宋美龄身边的人。”（199页）
“My Boy！Dear friend！你的妈妈是七仙姑下凡吗？生出你这么个多才多艺的小伙子！”（202页）
够了。岂止仅仅是一个机要秘书，简直就是彼时的风华才子，青年俊杰。只当“第一夫人”的秘书委屈了点。看看张紫葛先生的简历，确也不凡。1938年18岁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也就是说14岁就上大学了。别说当时，搁到现在也是神童，怎么从未听说过。1939年初到重庆，即“找到《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及于右任等前辈，在《大公报》得到了一个临时工作”，以后又“兼任《大公报》记者及专栏作家”。可是查《大公报史（1902－1949）》（周雨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中大公报职员名录664人中，并无张子国（张紫葛在重庆时用名）或张紫葛这几个字。随后，“偶遇宋美龄，被留在身边工作，任职机要秘书。”这一段就不再说了。只是细想起来，张先生在“第一夫人”身边这半年，好不风光；和众多大小人物打交道，频频亮相，后来居然无任何人在任何篇章中提及。1949年后，也无任何人揭发张先生的这条“罪行”（张先生后来获罪并不因此），也算不大不小的“奇迹”。直到五十多年后，才由张先生自己主动出来“揭秘”。后来又任教于几所大学，“一度主持新疆联合省政府主办的《新疆日报》。”其实，张先生只是任《新疆日报》副社长，够不上“主持”。“1950年后先后任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教授。”西南师范学院期间的“故事”，牵涉到张先生编造的另一部《心香泪酒祭吴宓》，六年前出版后，即有一些学者、知情人著文以及吴宓先生女儿声明予以批驳。
简历的最后一句是“近年致力写作”。于是我们就见到了这些奇文奇作。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张紫葛先生，您自己心底里清楚吧？记起一些影视话剧有时用的一句台词是：这出戏该收场了。换了字句，意思不变，就是本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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