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搬家”我近些年多有经历，每次出国，总有那么点孔夫子搬家的意味，各种书就这么搬来搬去，倒也搬出些甜头，搬出些经验。每到一国一地，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寻访书店，寻找好书。
两年前写过一篇《在新加坡“淘书”》的短文，登载于《中华读书报》上。此次重返新加坡，已是旧地重游，抵达次日闲着，便直奔乌节路的英文书店BOR－DERS。一不留神，在书店里待了三个时辰，还是饥饿提醒我时间的流逝。从文学书籍看到哲学书，再从艺术书浏览到社会学理论，凡是感兴趣的书目皆不放过，一一浏览，像是一次神游。已毕业的硕士班同学知我有此嗜好，不时有人来电话，询问何时陪我去书店。当得知我已去过都不免惊讶！第三天，我又和两位同学再次造访BORDERS，购得不少好书，心中十分满足。
我的体会是，买书的乐趣在于“淘书”，著一“淘”字而境界全出。所谓“淘”者，一如大海捞针，披沙拣金，既劳神，还劳力，有若淘金。慧眼识玑珠，寻得一本好书则是莫大的享受。到书店买新书虽有购书之乐，但其“淘”趣远不如徜徉旧书店。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辛劳，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恰恰是“淘书”的乐趣。此次在新讲学期间，读到当地报纸一则小广告云，“超惠书局二手书店开幕——图书馆旧书每本三元”。于是，便跃跃欲试地期盼着这次“淘金”。
超惠书局设在新加坡四美地铁站旁东福购物中心六楼。据报道，该书局每月约有万本旧书出售，大都是国家图书馆撤下的，保存尚完好。该书局每月最后一个周末更是热卖高潮，每本只售新币一元（约等于人民币5元）。当我赶到东福购物中心六楼时，不大的书店前已排起长龙。许多家长带着孩子翘首以盼，等待书局开门营业。我心中不由纳闷，莫不是只有少儿读物？会不会有我需要的学术书呢？
“淘”书需要慧眼，能从无数对己无用的书目中选出有价值的篇什。这说来容易，做起来还真不简单。在国内，我已有过在拥挤人流中迅速扫描锁定书目的经验。要诀在于眼快手快，要迅速在别人前面先发现好书，然后出手要快，迅即收入囊中。一番紧张搜索之后，还真的淘得几本有价值的书。一本是英文版的《易经》，书名是《易经或变化之书》（企鹅出版公司1967年版），一本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新出的传记（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一本《20世纪西方戏剧》（大作家图书馆系列，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3年版），和一本乔姆斯基与赫曼合著的《生产默认——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Vintage出版公司1994年版）。只花了新币12元就购得4本颇有价值的书，价钱还不到BOR－DERS书局一本新书价格的三分之一。看来，“便宜无好货”的说法在“淘”书中是站不住的。几本好书拿在手里，心里再次体验着“淘”书的乐趣：一是发现的乐趣，二是拥有的满足，三是“投入小产出大”的盘算。
从BORDERS到“超惠”，“淘”书的“淘”法和“淘”趣虽有不同，但大都限于英文书籍，我心里记挂着要买些中文书。新加坡是一个中西文化融会之地，不但购英文书很是便利，买中文书亦很方便，尤其是港台出版的学术书籍。恰巧有学生任职于专卖中文学术书的草根书局，这又多了一个“淘”书的去处。草根书局坐落在“书城”附近的一座办公楼里，没有招摇的招牌，亦无喧嚣的广告，只有读书人知其书局所在。据说草根书局为新加坡本地颇有名气的作家夫妇所经营，店面不大但颇有书卷气，两间分立的门面，分别陈列着来自内地、台湾和香港的中文书刊，琳琅满目，很是丰富。学生班长告知，早已得知老师爱书，他们要把我在此选的书作为礼物送给我，一来满足了我爱书兴趣，二是少了他们不知购买何种礼物赠给老师的苦恼。于是，我又乐不思蜀地尽情“淘”了一回。从林林总总的书目中选得一些颇为有用的台版新书，诸如钱穆的《中国学术通义》（学生书局1993年版），金耀基的《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时报出版公司1990年版），波德里亚的《拟仿物与拟像》（时报出版公司1998年版），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叛》（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阿根等著《艺术史学的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
我发现，岛内在译介西方学术著作方面和内地几乎齐头并进。虽然选目和绝对数量不如内地丰富，但亦有不少内地尚未译介的新书在台湾已经面世。从译文风格来说，两地翻译各有千秋，译名和术语虽有不同，但读起来并无大碍。天底下中国人是一家，因为我们使用的是老祖宗创立的同一种文字！
也许是我个人的习惯所致，购得一本书后，总喜好在扉页上写下一些文字，诸如“××年购于北京”之类，此亦“淘”书的意趣所在。当我回到家中，再次打开这些书，“2001年购于新加坡草根书局”，当时“淘”书情景历历在目，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油然而生。不消说，淘书那一刻的惬意，再次涌上心头。
淘书者，四海云游不分国界。淘书乐，其乐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