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Comer教授应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北京)办事处之邀来京参加系列演讲、研讨。笔者有幸代表《中华读书报》专访这位国际专家。在访谈过程中,Comer教授的睿智、敏锐使采访者深为折服。这不是人们说的那种“心不在焉的教授”。思想的深邃、开放,语言的犀利、风趣,体现了真正的“互联网精神”。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感知技术、读物乃至自身的方式,因此,如果今天的读者想要获得完满的自我理解,不妨仔细聆听这个来自互联网创造者的声音。
记者:您是国际知名的网络专家,也许我们可以从关于互联网的问题开始:您认为互联网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什么?最近中国有很多人都在鼓吹网络日志之类的技术,您对它们意见如何?
Comer:当然,即时通信、网络日志之类的东西现在最时髦,不过如果一种网络应用把任何平平凡凡的个人当成信息源,那么它也就长久不了。互联网的下一个重大转变,是IP电话技术在全球的普及。
记者:您同时是知名作者和网络专家,那么您怎么评价互联网对出版业的影响?互联网是否改变了您写作和阅读的方式?您会让学生不读纸版书,只看电子文档吗?
Comer:我最老派了。我爱读印刷品,不乐意盯着荧光屏读书,因为前者清晰度高、看着顺眼。而且二者总有不同——出版社在把电子文档付印前总会加以编辑、润色。互联网给我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我可以直接把完成的书交给出版社。我自己排版,然后把文件上传到出版社的FTP服务器上。至于学生们是看电子文档还是纸版书,我就不管他们了。
记者:我注意到,对于特定技术,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教材。比如说可能会有“TCP-IP圣经”、“21天学会TCP-IP”、甚至还可能有“一个周末学会TCP-IP”。这些是实用手册和入门书。另一方面,也有您的那些高端著作。那么初学者怎样从中选取呢?您会给一个刚进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学生推荐哪些书呢?
Comer:你前面提到的那些书大多是垃圾。我的学生以挑出这类书中的技术错误为乐(甚至好多顶尖作者的教材也没能幸免!)。对于刚入学的大学生,在我自己的书里,我会推荐《Computer Networks And Internets》(《计算机网络与Internet》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和中译本)。不过,恰巧是本周,有一个计算机系的本科学生告诉我,《The Internet Book》(Comer教授的技术普及名著《Internet技术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对计算机系学生来说是本完美的入门教材。
记者:您既是著作等身的作者,也是知名杂志的编辑,那么肯定知道出版社运作背后的不少秘密。您能介绍一下,一本技术专著是怎样产生的吗?您觉得写书有趣吗?
Comer:嗯……传统的做法是由编辑和作者一块儿确定选题。编辑提出一个大致的想法,作者选择对这个主题的具体写作思路。可我愿意所有事情自己包办——我决定选题,组织全书,撰稿,编辑,排版,最后送交出版社。
一般写一本教材要两到三年(从酝酿到最后出书)。我力争在一年以内做完(我的出版商告诉我这简直了不起)。我确实非常喜欢写书,就像我喜欢编程序一样。而且这对我也确实有利可图(我的书都是畅销书)。当我写第一本书时,Narain Gehani(软件专家,贝尔实验室通讯软件研究实验室的前副总裁)告诉我,世上只有三种人:没出过书的、出过一本书的、出过好些书的。他的意思是说,要是第一本书成功了,你获得的利润足以鼓励你再出好些书。
记者:您会怎么安排其他专家去审核一篇文章呢?要是出版社送来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请您审核,您一般会怎样回应?
Comer:审稿非常难办。我负责一本杂志,所以也要找领域专家去审阅稿件。同样,当我找人审阅我自己的书稿时,我总要找最好的专家。审稿这件事,有时简直是一场噩梦:最糟糕的就是一本破书,但还是你朋友写的(笑)。
记者:几年前,我偶尔读到您那篇“怎样批判计算机科学家”——在我读过的计算机专家写的随笔中,那是最有意思的一篇。其中您提到了不同的研究类型:纯理论型的和实验型的。我记得Dijkstra(最著名的荷兰计算机专家,图灵奖得主)讲过“欧洲型”和“美国型”的计算机科学,也有“欧洲人重数学、美国人重工程”的说法。您觉得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能融合到一起吗?这种分裂对于计算机科学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
Comer:当然了,那篇文章纯粹是逗乐。这里潜藏的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兼具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甚至很少有人能同时理解这二者的重要性。在学院里,既有理论派、也有实践派,这两方大都倾向于在晦涩的、不相干的题目上妄抛心力。这样一来,他们更关注于保护自己的领地,却很少有真正的创见。举个例子:我最开始研究网络的时候,很多同事不断告诉我,这个可不是真正的计算机科学。后来,我总算琢磨出了怎么回答这话最好:“我才不关心是不是计算机科学呢;我们正在改变世界。”
至于你说的欧洲和美国的区别,其实现在倒越来越模糊了——很多聪明、有抱负的美国工程师,曾经尝试去大学施展才华,可现在也都回到工业界了。工业界,而不是学术界,现在是真正的革新产生的地方。所以现在美国大学也和欧洲大学差不多了。这种分裂有害吗?是的。不过,根本的问题是,世上聪明、有创造力、精力集中的人才太少了。
记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您谈到了计算机系内部的一些行话。那篇文章写得真是绝了,我就亲耳听见过其中的一些句子,跟您说的一字不差。您提到的那些行话大多涉及到院系权力斗争,不过也有很多场合,专家们满嘴行话,就是要吓唬在场的外行们。您觉得“行话”会不会在计算机专家们和普通群众之间造成一条文化鸿沟?您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Comer: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我都致力用尽可能直截了当的、合逻辑的方式去阐述概念。不幸的是,让你说对了,好些人就爱用别人听不懂的“行话”,来掩饰他们搞懂了的一点点想法,并造成了“内行”比“外行”懂的太多的幻觉。其实这个问题能归结到卑劣的人品上——要是谁真正出色,他们才不会把自己藏在昏暗晦涩的行话后面呢。卢瑟福说过:“如果物理学的某个部分不能让酒吧女招待听懂,那么这个部分算不上是出色的物理学。”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在中国国内,计算机行业中很少有专门的咨询顾问或演讲者。专家们要么为企业工作,要么在学院中度过一生。那么,咨询/培训/演讲作为一个行业(或是行业链中的一环)有多大重要性?为什么计算机行业缺乏咨询/演讲就不成呢?
Comer:这是个关于思想自由流通的问题。究竟应该把信息据为己有,还是让它自由流通,这永远是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个特殊的时刻:TCP/IP、互联网这样的观念当时新鲜出炉,很少有人能看到从中赚钱的可能性。所以那时我们有很多研究者能够自由地交换想法,由此创造出了整个互联网产业。可是,现在的咨询顾问们都以宣传特定产品为生。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底层技术专家;他们光谈产品,换句话说,他们通常只谈最主流的两、三种产品。所以,单单是咨询顾问并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是更强的技术专业性。
记者:谢谢您的时间和耐心,Comer教授!
Comer: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