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内软件开发者来说，影印版图书就是这样一种“异乡人”。面对它们既陌生又熟悉、既亲切又严厉的眼光，我们很难说清自己的感受，甚至拿不定主意，该不该上前打声招呼。影印版总处于“原版”和“译本”的双重隔膜之间，似是而非。它不是原版，缺乏从Amazon网站第一时间购买的时效性；而它又分明操着一口陌生的语言，与爽利、直白的中译相比，显得难以接近。在很多人眼里，后一个缺点简直是致命伤。台湾的侯捷先生就曾表示，读他翻译的某部名著，较之阅读原文能获得10倍以上的效率提升。那么，我们开发者，我们这群天底下最忙碌、最狂傲的人，为什么还要屈尊接近那些寒碜而孤高的陌生人呢？
显然，与直接从海外购得原版书相比，影印版的一个优势是它的价位。20至50美元的原版书价对于不少人还是一笔“重金”。但抛开这层意思，我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从降低质量风险的角度出发，买影印书也是一种好选择。国内出版机构在引进影印版之前总要千挑万选，深思熟虑，是以大凡影印图书，几乎尽为业界公认的经典。而直接从海外购买的读者，往往会选择没有定评的最新作品，又缺乏这一道把关，因此很少有人能收到次次满意之效。从这个角度说，国内出版者“宁缺勿滥”的思路无意识地为影印书塑造了高质量的品牌。
“读原文还是读译文”，在技术读者中这似乎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上引侯先生的言论，仿佛能将读原文的念头置于无地，但其实在我看来，这二者倒不一定总处于竞争关系，个中的选择，还要依读者对自身的定位而定。如果有人把软件开发视为简单的“工程问题”，买书只是为了参考特定技术细节，那么自当图个爽利，凡是蟹行文字，除了样本代码之外，都是对工程师最看重的实用性的背叛。但如果有人也重视软件开发的“观念”方面，那么潜心听听异乡人自己说话，就远比第二手的翻译要有效得多。软件开发不具备数学式的形式化特征，因而其中的观念与表达往往不可分离。只有用原作的语言阅读，才能思人之所思，感人之所感，与原作在同一水平上考虑问题。阅读原文，就像和异乡人说话，对你总是一种冲击，它将挑战你的理解力，颠覆你的知识结构和自我认知。而如果读者期许自己把握技术前沿，在专业上达到国际水准，那么至少该有和这个异乡人交谈的勇气。
专业人士做事讲究“机会成本”，而国内译本的平均质量却让读者处于难以承受的风险下。我最近对照原文的1100个单词，对一部盛名远扬的中译作品作了惊鸿一瞥。有一个讽刺程序员妄自尊大的段落，原意是“有些程序员懂了一点儿技术就自矜创获，不可一世，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都不一定能刻画出这么虚荣的人物”，而译者显然另有想法，因此中译为“阿里斯托芬不能察觉自身的不足，而现今的程序员比他还要虚荣”。类似的喜剧性转换，是国内译本遇到“阿里斯托芬”之类的老朋友时的常态。如果你更喜欢在化妆舞会上与异乡人打交道，译文，而不是原文，肯定是你的首选。
近年来，国内推出影印版图书渐多，开发者们终于得以对不少名作一亲芳泽。可是有时，影印版的质量又让读者将信将疑，那本书就像汉武帝依稀看到的李夫人的影子，直令人兴“是耶非耶”之叹。我有个印象，出版者们特别不能容忍异乡人保持原样，尤其热衷给它们乔装打扮：开本缩小、翻印质量变差已经习以为常；有几家出版社还为影印版特制了古怪的封面，甚至以其中的“大理石纹路”为得意的设计；原书中“题献”本来单占一页，总有好心人不忍浪费纸张，将之与其他内容合并，或者干脆删除。最有意思的是，有一部名著的影印版内文被横向压缩，所有的文字都像是拉长了脸，为的是在每页边缘加上一位汉语天才的评注和随感。如果这些评注真的有益或是有趣，我们也能谅解出版者多事的好心；但读者忍受那些长脸英文的同时，却发现旁边空地儿上用饶舌的中文讲着“什么是模式”，而对“Miyamoto Musashi”这样的僻典则矜持地沉默——天知道这位注者有没有读懂原书，明不明白书中四处出没的“Musashi（宫本武藏）”是何方神圣！
在班加罗尔的书店里，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最新技术图书的影印版，装帧、版式一丝不差，只有版权页和封底才轻轻地注明了销售范围。也许中印两国的软件业差距，在这个细节上就能折射出来。能不能无保留地接受异质思维，能不能让异乡人说话，这体现了我们自身的脑容量、肺活量和消化能力。让忙人们捧读化妆舞会式的译本，满怀遐想去吧，为了宫本武藏，为了阿里斯托芬，我站在异乡人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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