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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克斯托·彼埃托 |
西班牙巴塞罗那罗美亚剧院的艺术总监加利克斯托·彼埃托（Calixto Bieito）是欧洲最富争议的戏剧和歌剧导演之一。他改编的作品，不论是当代的，还是古典的，皆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有人称之为“色情作品的兜售者”、“舞台上的恐怖分子”。死亡、暴力与性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无处不在，而且被有意放大，随时像是在考验观众的神经。一些观众愤然离场，一些演员和歌唱家拒绝按照他的意图表演。汉诺威的一位观众甚至以毒害青少年的罪名，将彼埃托及其导演的作品告上法庭。但也有人将其视作善于在舞台上创造完整的内心世界的天才，称颂他的作品充满革新意味，富于激情和挑战。他执导的作品确实给人以巨大的冲击，有时温婉抒情，有时骇人听闻。但不可否认，如今这位40岁的西班牙人已成为最具知名度和最令人期待的导演，他的演出计划已满满地排到了2007年。
从数年前开始，彼埃托即开始因“社会题材的戏剧”而受到关注，用其独特的语言讲述一个个具体的现实的故事，用这些故事“搅动观众的肠胃”。目前，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演的《哈姆雷特》使彼埃托再次成为议论的焦点。该剧将在本月20日至29日在爱丁堡连续演出10场，门票十分抢手。莎翁的名作在被肢解和再造后，向观众呈现的是一个腐败堕落的世界，一个以酗酒的帝王家庭和一个苦恼的虚无主义者——哈姆雷特为代表的老欧洲。
一个新的国家首脑出现了，他谋杀了他的前任，并娶了他的寡妻，以使新政府合法化。行贿与背叛主宰着宫廷，一些人计划篡权。年轻的哈姆雷特一边悲痛着父亲的死，一边与自己的良心作战：是复仇还是拥抱这个腐败的宫廷？莎翁的原作反映的是对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经彼埃托之手重新打造的《哈姆雷特》则将其演化为对“腐朽与没落的欧洲”的一种批判。彼埃托将莎翁的剧本变成了一出充斥着讽刺歌曲和钢琴乐的悲剧，尽管他声称自己“始终对剧本怀有敬意”。他打破了原有的结构，以几乎类似于电影的手法布局，并让演员们穿上了当代服装，让君王们穿着睡衣高谈阔论，还把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经典独白变成与观众的辩论。
除了《哈姆雷特》以外，彼埃托还改编并执导了卡尔德隆的《人生如梦》、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和《科里奥兰纳斯》、莫里哀的《安菲特里翁》、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假面舞会》、莫扎特的《唐·乔瓦尼》等等。有观众评价说：“如果莫扎特看了彼埃托改编的《唐·乔瓦尼》，即使在坟墓中也会感到不安。”在彼埃托导演的歌剧《假面舞会》中，扮演男主角的男高音公然宣称希望被强奸，而合唱队则坐在马桶上，以不雅的姿势完成了整场演出。再看看彼埃托改编和执导的《麦克白》，同样充满着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兽性的能量以及幽默、暴力和想像力，同样几乎让人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彼埃托使麦克白置身于一个可怕的、暴力的、粗俗的黑帮政客的世界，抛却了所有清规戒律，用极端化的表现方式寻求莎翁剧作的隐喻性，无情地剥去人性的外衣，把野心、恐惧、强烈的性欲、嗜酒、谋杀、希望与无望全都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展示着现代人精神上的空虚和肉体上的粗鄙，使观众在大受震撼的同时，不由得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剧中的演员们如何能从舞台上脱身，如何能从如此狂暴的情绪中全身而退？
明戈·拉佛尔斯（Mingo Rafols）扮演的麦克白是一个肌肉发达、穿着皮夹克的黑帮形象，看上去颇有布鲁斯·威利斯的味道。彼埃托的妻子罗塞尔·卡米（Roser Cami）扮演的麦克白夫人则是一个狂野的、穿着迷你裙挑逗国王邓肯的性感女郎。彼埃托描绘出的麦克白夫妇不仅是凶手，而且是有着动物本能的、“快乐的”赶时髦的凶手。很明显，在彼埃托看来，杀死颓废的国王邓肯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弑君罪那样严重。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麦克白》一剧中，彼埃托并没有改变原作的叙事结构，但剧中只出现了一个女巫，而这个命运宣讲者在剧情的末尾处，毒死了麦克白夫人，并穿上了她的衣服。彼埃托营造了一些绝妙的戏剧性效果，例如，当班柯被一个小丑打扮的人悄悄杀死的时候，麦克白的家里正在举行烧烤野餐会，麦克德夫的孩子们在水池中嬉戏，大人们随着曼波音乐的旋律翩翩起舞。享乐与恐怖同步进行，这样的演绎似乎远胜于其他常见的改编作品。经过彼埃托处理的《麦克白》给人的感觉是，作为弑君凶手的麦克白夫妇应该受到更多谴责的是其粗鄙的品位，而不是对权力的无情猎取，但导演依旧秉承了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以爱、友谊、人性和信仰为祭品，进行权力角逐的社会。
威尔第的《游吟诗人》本身就是一出凄凉阴冷、悲观厌世的歌剧，充满暴力与死亡。经彼埃托的处理，《游吟诗人》成为了一场暴行与恐怖的狂欢庆典。在彼埃托看来，威尔第所处的是战乱时代，死亡是他永恒的伴侣，也是《游吟诗人》的主题：一个女人和孩子在剧中被活活烧死，全剧在大屠杀中结束。彼埃托似乎总是在舞动着死亡与暴力的旗帜，用血腥、叛逆复述着前辈笔下不光彩的杀戮。他改编的《唐·乔瓦尼》、《假面舞会》、《蝙蝠》、《游吟诗人》、《麦克白》、《哈姆雷特》全都与死亡有关，有评论家认为，现在似乎到了理性地审视彼埃托的杀戮欲的时候了。其实，正如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莎士比亚一样，有人从彼埃托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人性的丑陋，有人解读出的是反战精神，有人则认为其中包含的只是色与性的内核。
彼埃托说：“有人说我是欧洲最怪诞的导演，我听了感到十分茫然。对于我所改编的作品的批评，也让我不能理解。毕加索画的《侍女》与委拉斯盖兹的原作同样有很大出入，为何却没有人妄加批评呢？我认为戏剧与其所处的时代是紧密相连的，如今时代已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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