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原《欧洲文学史》相比，新编《欧洲文学史》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色。首先是体例的某些变化。如原《欧洲文学史》以“古代文学”一章讲述古希腊、罗马文学，新编《欧洲文学史》则设两章“古希腊”和“古罗马”分别予以论述。两章均在“概述”一节后，以体裁样式分节论述各种文学，如“古希腊戏剧”、“古希腊散文”、“古罗马史诗”、“古罗马小说”等。新编《欧洲文学史》的另一新特色是内容的大量充实。新增了一些专节介绍，如：中世纪至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世纪至18世纪的东欧文学等。评介其他各国各时期文学时，还新增了一些内容，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斯宾塞、锡德尼、“大学才子”中的散文作家及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剧作家等。新编《欧洲文学史》在论述内容的安排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如英国作家乔叟原先列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一章，现转入“中世纪文学”一章。
当然，新编《欧洲文学史》中更深层次的、显示出观念更新的变化，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而是体现在对以下一系列重要问题的阐述上。
新编《欧洲文学史》在评述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变发展及其历史作用时，没有将它简单化，而是既指出了其负面影响，又肯定了它在西欧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中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的总体评价。过去我们强调得较多的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文化作为“精神统治工具”、“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作用，并认为基督教文化对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基本上采取敌视、排斥的态度，而对宗教文学的评价，则把它的特点归结为“宣扬世俗生活的罪恶，劝人忏悔或用迷信恐吓人民”。关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对中世纪思想文化的作用，中世纪文明对古典文明的接纳与吸收，新本的论述体现出辩证精神，较为清楚地揭示了中世纪思想的三大“古典源泉”。对于宗教文学的成就与特色的评说，新本也较为客观。
新编《欧洲文学史》以文学史实为依据，对龙萨、杜贝莱、拉伯雷等人的文学成就贡献，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予以务求客观公正的评价。
以往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文学时，往往强调这个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有两种不同倾向”，认为七星诗社中的抒情诗人具有贵族倾向，拉伯雷等作家具有民主倾向。这种划分其实并不是着眼于文学本身，而是力图在作家中发现“阶级倾向”的不同，带着庸俗社会学影响的痕迹。新编《欧洲文学史》则不再作这样的区分。
使人们得以看到巴罗克文学艺术风格在17世纪欧洲文学中的广泛影响，从而对这一时期欧洲文学发展的面貌有了更为完整的认识。
关于“巴罗克文学”的介绍和评述，原《欧洲文学史》对17世纪欧洲的“巴罗克文学”，基本上没有作介绍，尽管书中也提到意大利的“马里诺诗派”，西班牙的“冈果拉诗派”，法国的“贵族沙龙文学”，英国的“玄学派”和“骑士派”诗人，但都将它们作为“贵族形式主义文学”而加以否定，并且始终没有出现“巴罗克”这一概念。新编《欧洲文学史》不仅在17世纪文学“概述”中论及“巴罗克风格”在这一世纪欧洲文学和艺术中的反映，“巴罗克式的文风”在各国文学中的表现，而且在随后各章分论各国文学时，也具体论述了各国“巴罗克文学”的成就和特点。
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评论，由于种种原因，原《欧洲文学史》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不高。而新编《欧洲文学史》还在对各位浪漫主义作家的具体论述中，以他们的实际文学成就为例证展开评说。
原《欧洲文学史》认为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向前看的，它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而“与此相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多数是消极的、向后看的，甚至是病态的”。原《欧洲文学史》认为：德国浪漫主义者虽然写出了大量作品，但“艺术上的成就却很有限，政治上则越来越趋向反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先驱’了”。新编《欧洲文学史》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评价则完全不同。书中指出：德国浪漫派在人性的颂扬上和“古典”文学一样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这一派诗人“将狂飙突进运动所崇尚的情感更推前一步，将文学的创作看成是个体心灵的表现，从而使作品融合作家的个性，并打破了只把创作主体看成是模仿和反映客观世界的工具这一僵死的传统观念，最终使文学的立足点由客观转向了主观。”不仅如此，浪漫派诗人在某些方面还有高于“古典”文学之处，如他们“不再是充满理性的教育者，他们具有更多的热情、敏感性、想象和创造力”。
关于一系列重要作家和诗人的重新评说，这是显示新编《欧洲文学史》观念更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圣·奥古斯丁及其《忏悔录》，原《欧洲文学史》仅在“罗马文学一节中简单提及。新编《欧洲文学史》则对《忏悔录》以及《论上帝之城》的思想内容和文体形式特点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说，从而肯定了它们在西方宗教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欧洲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原《欧洲文学史》的评价是：作者“为了夺取并维护权力，主张使用诈术，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新编《欧洲文学史》则不仅对《君主论》的内容与特色作了扼要的概括，而且交代了这部著作一度被歪曲理解、后来又得到纠正的史实。再如17世纪英国诗人与评论家德莱顿，原《欧洲文学史》对他的评价显然持保留态度，强调以他为创始者的英国古典主义流派“依附反动封建王朝，从一开始就具有保守倾向”，并指明他作为“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在文学创作上所显示的“保守立场”。新编《欧洲文学史》并不回避德莱顿的政治倾向性，但又对他在诗歌、戏剧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的成就和贡献给以充分的评价，确认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凡此种种，均表明撰写者在看待文学发展史时的一种尊重史实的学术眼光。
广泛吸收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新成果，积极借鉴西方学者文学史研究的成功经验，是新编《欧洲文学史》的又一新特色。
此书注意把文学史首先当作“文学”的历史来看待，注重于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自身的演变发展，作家作品的评价则力求从文本出发，这一方面可以显示出英美新批评的影响。又如，在论述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时，书中勾勒出拜伦、雪莱、济慈、“湖畔派”诗人、布莱克等人的诗名与地位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变化轨迹，从而揭示了时代氛围和文化背景的变化对于文学接受的重要影响，这一方面又显示出接受美学观点的引入。再如，在论及果戈理的小说《狂人日记》时，撰写者提到了这部作品对我国现代作家鲁迅的同名作品产生过影响；在论述19世纪末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的创作时，也谈到他的《沉钟》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以及这些作品对中国话剧艺术所产生的作用。这些地方，则表明撰写者在描述欧洲文学发展史时，具有一种比较文学的视野。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充实、调整来看，新编《欧洲文学史》总起来说是显示了编撰者力求给国内广大读者提供一部较为完备的、有新意的文学史著的意识。于是，撰写这部文学史的过程，就不仅是重新梳理欧洲文学发展历史的过程，而且也成了撰写者们清理、调整、更新自己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的过程；不仅是对撰写者把握欧洲文学史的深度、研究欧洲文学的学术水平的一种检验，而且也是对撰写者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一种检视。应当说，新编《欧洲文学史》的编撰者是较为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然，从精益求精的角度来看，新编《欧洲文学史》还有一些可以进一步完善之处。譬如说追求文学史线索的进一步明晰，这涉及与体例相关的叙述方式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参照一些原《欧洲文学史》的做法以更有利读者把握。
此外，可能出于篇幅限制，新编《欧洲文学史》对某些重要内容有所忽略。例如，古罗马神话与希腊神话的关系；“流浪汉小说”作为欧洲小说史上一种较早的、对后世小说有着深远影响的小说类型，它的特点、它的结构方式（“线型结构”）；卢梭“返回自然”的主张及其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拜伦“东方叙事诗”的成就和意义，福楼拜在文学思潮演变中承前启后的地位等等。
新编《欧洲文学史》还提出了一些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一是关于浪漫主义运动是否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一个反动”的问题。二是狄更斯的《双城记》是否“失之概念化”的问题。另如“圣经”、“新约圣经”等，是否是书的名称，该不该加书名号？蒙田的散文集，究竟是叫《随笔》还是叫《随笔集》好？但无论如何，新编《欧洲文学史》的成功是主要的、值得肯定的。它不仅展示出20世纪中国欧洲文学史研究的水平，而且，可以预言，它对我国的欧洲文学史、国别文学史研究，对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对各语种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的培养，都将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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