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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明灯未绝

2003-09-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张霓 我有话说
初秋的北京,国家图书馆,因今春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而推迟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正拉开帷幕。这次成就展是对54年来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回顾,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都将通过翔实的图片和实物向观众一一呈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这个时代多少显得有些寂寞,却又是民族文化传承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卷帙浩繁的古籍,愈来愈陌生的繁体字对许多人来说已是渐行渐远,但也有许多人无怨无悔,默默地爬梳着久远的典籍。这里,就让我们来倾听他们的心声——

21世纪古籍出版整理工作有待深入、扩大

——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87岁的任继愈先生在他简朴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作为久负盛名的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主编,古籍整理出版几乎成了他生命的大部分。令人钦佩的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任老更多地谈到了古籍整理出版中的新动向。

任老指出,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承袭清人乾嘉学派的那套做法,不能单纯坐在书斋里整理古籍,有时要走出去。比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量很大,以藏族的量为最大,是从唐以来上千年的文献,蒙文其次,其他如满文、彝文、东巴文的古籍都很丰富。这就需要学科交叉,如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类学科综合起来,这样才能整理好,推动古籍整理和少数民族的研究。

任老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批评现在浮躁的学风,而古籍的整理出版,更是需要坐住冷板凳的精神。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任老举例说,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接触繁体字,国家培养的第一代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整理古籍还不觉得困难,而这批人现在都已年过六十,应该补一补这样的课。少数民族文字人才培养也接不上,像老满文几乎已经没有人认识。而像回鹘文、西夏文、吐火罗文、契丹文的文献,将来更无人能读。目前德国、瑞典、美国、法国等也有中国古籍整理的成果,我们必须吸收利用,外语一种不够。

再如,现代科技手段为古籍整理出版带来很大便利。载体在进步,出现了光盘,电子检索。表达方式也比原来先进,比如音乐,古代主要是靠师徒口耳相传。现在有乐谱、光盘、国际音标,工具是超越前人的,保存起来就方便多了。这些都是古人比不了今人的地方,只要重视了,还是大有可为的。

最后任老语重心长地说: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短平快不行。要深加工,我们不是出矿砂,而是出钢材。21世纪古籍出版整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扩大。

“南方的诱惑就更多了,可是我们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先生

“好好,有这么一次全面展示50多年来古籍整理出版的展览很好!”远在广州的黄天骥先生在电话里高兴地说,他有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仿佛提醒我:有这样一群学者在商业气氛最为浓厚的岭南依然坚持着寂寞而清苦的事业。

黄天骥先生是著名戏曲研究巨擘王季思的弟子,历时13年整理而成的《全元戏曲》,也凝聚了黄先生许多心血。谈到《全元戏曲》,黄先生显得很自豪。他说《全元戏曲》印了5000册,650万字,12大册,基本上都卖完了,销路不错,虽不能和时下的畅销书比,但说明古籍整理老百姓还是欢迎的。而且,台湾、香港以及一些海外同行都承认内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古籍整理出版成绩,发展之快、成绩之大都是始料未及的。

黄先生说,在南方诱惑就更多了,可是许多人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古籍整理出版,常常需要集体的力量,要一群人都能坐下来,坐得住,中山大学的很多老师做到了,都非常敬业,也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并有信心把文化传承的责任担负下去。

中华书局也是老字号,我们很多编辑都有很深的“中华”情结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熊国祯先生

说起中华书局,就想到装帧朴雅、精校精注的古籍,这在许多读书人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联想。熊国祯先生是中华书局现任的副总编辑,多年的编辑生涯,使他带着浓浓的书卷气,也依然保持书生的认真和耿直。

谈起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做出的成绩,熊先生如数家珍,他感慨地说这是多年的积累,集体的创造,众多的学者和编辑的努力换来了这份宝贵的信誉。

作为具有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知识分子,熊先生也谈了很多中华书局目前面临的考验。由于近年来市场环境的压力,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的步伐有所放慢,不得不出一些非古籍类的书,走以书养书的路,以缓解经济压力。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实际上压缩了古籍整理出版的规模,放低了学术门槛,也出现了部分人才流失的现象。近来,中华书局的整体经营政策已经有所调整,适当地改善图书结构,明确了保持和发扬原有传统的大方向。

“中华书局也是老字号,我们很多编辑都有很深的‘中华’情结。”熊先生饱含感情地说,“新来的同志也珍惜这份光荣,年轻人正赶上来。”他又意犹未尽地谈了许多将来的设想……

就是喜欢,在心理学上这就叫偏执吧

——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尹小林先生

在从事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人群中,尹小林无疑是年轻的,他所钟情的古籍电子化也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

尹小林对传统文化有种入骨的迷恋,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计算机,两者为他探索古籍的电子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自豪地说,我的优势在于我脑子里有古籍也有技术,而别人往往是两者分开的。他的理想是做古籍的电子“善本”。

他说,本来也没想到拿自己手中的数据库去赢利,十几年来一直是单干,也曾经把数据无偿地放在互联网上供大家使用。后来慢慢发现,古籍的电子化是嘉惠学界的大事,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做大,就需要资金的保证。1997年,他把出版《全唐诗》光盘赢利所得的10万元全部投入了新的数据开发中,这是他的第一笔启动资金。2000年5月1日,尹小林在互联网上开通了集传统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于一体的国学网(www.guoxue.com)。3年多来,累计投入100多万元,全是尹小林自己筹集的,而国学网本身没有向用户收过任何费用。现在,国学网日访问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页面浏览量达10万,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已经聘请他担任成立不久的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致力于传统文化产业研制开发工作,探索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新途径。

我问尹小林,坚持原创,坚持做古籍,并不挣钱,为了什么?尹小林不由笑了:“就是喜欢,在心理学上这就叫偏执吧,不同的是我做的是有意义的事。”

说到古籍整理出版,总不禁想起王季思先生生前的殷殷期望:“薪火相传光不绝,常留双眼看春星”,这是老一代学人多么深情的嘱托,我们不能忘、不应忘,也不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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