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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14日，胡适（右二）与李大钊（右一）、蔡元培（右三）等人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
●对于那些特别珍惜自己羽毛的文人学者来说，后人的拼命辑佚，把他遗弃或有意掩埋的东西翻出来，重见天日，简直是跟他过不去。 ●《胡适全集》将是个蕴藏丰富的宝库，很多此前不被关注的史料逐渐浮出海面，很可能加深或改变我们对胡适的认识。 ●我之所以看好《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不在于其皇皇四十四卷两千万言，而在于其包含大量可珍惜的“竹头木屑”。
不是每个舞文弄墨的人，都值得出版全集。这本是明摆着的事，可仔细琢磨，却也没那么简单。都是名人，谁该出“选集”，谁能出“文集”，谁又可以出“全集”，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可读书人心里大都有杆秤，不说你也清楚，必须是“大家”，方才配得上“全集”。你一定要打破禁忌，稍有点名气，便一心要弄出个全集来，也没人硬拦着，就怕不被读者接受，白白浪费了大好纸墨。
那么，什么是该出全集的大家？与“大家”相对的，不是无名鼠辈，而是同样声名显赫的“名家”。关于大家与名家的分辨，古已有之。清代诗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一有云：“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庞杂，名家必选字酌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也有类似的说法：“作家”只要“瘦肥浓淡，得其一体”即可；而“大家”呢，“必有牢笼一切之观”（《文说》）。这里的“作家”，约略等于袁枚所说的“名家”。名家有所得，大家有所失，得失之间，最该关注的，是其学问及文章的气象、境界和范围。
这样说还是有点虚。世人之谈论“大家”，是有时空限定的，可能是一时一地，也可能是今生后世。换句话说，同被称为“大家”，有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也有影响及于整个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有各领风骚三五年的，也有百年长青乃至千年不老的。专业领域里的领袖人物，固然可以出全集；更值得为其经营全集的，其实是那些思想及文章“牢笼一切”，影响及于整个文化界者。这里不是分别“专家”、“通人”谁高谁低，而是牵涉到全集的特点，其“不嫌庞杂”，巨细兼收，明显更适合于后者。
就拿胡适来说，其政治、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的中国，都不能说是“天下第一”；可其“牢笼一切”，却又是很多专门家所无法比拟的。这里有个反证，1954年，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协联席会议上，决定开展综合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并开列了主要内容：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和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参见《学习》1955年2月号）。据说，对于这阵势，胡适不但不畏惧，还颇为得意。在《胡适口述自传》第十章里，有这么一段：“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之所以说七项而不是九项，那是因为，古典文学本就涵盖了《红楼梦》，后三项可以合一。只是因此次运动以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打头，方才将其单独列出。对20世纪中国文化稍有了解者，都能掂得出这“九项（或七项）全能”的分量。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