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如此吗？细读其文，感到不论是所使用的论据，还是其论证方法，都明显缺乏说服力。邓文最重要的论据，是说《红楼梦》中有大量湖南方言词汇。邓文所据的1998年版《长沙方言词典》能否代表《红楼梦》写作时代的湖南方言呢？应该说不能。这部《词典》乃是《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分卷。众所周知，方言并非一成不变，是有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古代的方言词，现在可能成了通用语，而今天的方言，在古代也可能是通用语。以今例古，将现代方言与古代方言混为一谈，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即便如此，我们仍不妨来看一看，邓文列举的19个词汇究竟是不是湖南方言所独有的？
在这19个词汇中，有一些邓文举出的对应长沙方言竟与《红楼梦》不合，比如“磁瓦子”对应的是“瓷瓦碴子”，“娘母子”对应的是“娘老子”，“渍湿”对应的是“价湿的”，“挨村”对应的是“挨谩”。类似的还有“撮”和“弃嫌”。这些词都不足为据。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金瓶梅》中倒是屡次用到“娘母子”和“娘老子”。
而其他的10来个词汇，大部分在元明清时期的《水浒传》、《金瓶梅》、“三言”、《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小说和戏曲中屡见不鲜。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其中引用的小说、戏曲，其作者并没有被认为是湖湘人士，这些作品也不曾被认为是用湘语写成的。
样范。《水浒传》第61回：“后头一个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渗濑，走又走的没样范。”《金瓶梅》第45回：“你看这两座架，做的这工夫，石朱红彩漆，都照依官司里的样范。”《西游记》第33回：“你这葫芦长大，有样范，好看，却只是不中用。”《儒林外史》第54回：“当年迟先生买了多少的家伙，都是古老样范的。”据《鄞县通志·文献志·方言》等载，江浙部分地区方言中也有此词。
益发。《金瓶梅》第16回：“李瓶儿因过门日子近了，比常时益发欢喜。”《儒林外史》第16回：“自从我病倒，日用益发艰难。”《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断家私》：“众人看见，无不惊讶，继善益发信真了。”《醒世姻缘传》第4回：“想起公公梦中言语，益发害怕起来。”这个词也作“一发”、“亦发”，在《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里频频出现。
扌寻。汉代扬雄所著《方言》里已收了这个词，说是“卫、鲁、扬、徐、荆衡一郊曰扌寻”。其使用地域之广，具体到元明清时期，《金瓶梅》第75回：“赖在我家，教小厮把鬓毛都扌寻光了你的。”又第91回：“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零扌寻了。”《桃花扇·哄丁》：“掌他的嘴，扌寻他的毛。”
至于“好生”、“偏生”、“打尖”、“解手”、“弃嫌”、“讨嫌”等，更是当时许多地方习用的词汇，甚至今天许多方言中还在用，就不一一详说了。“赌狠”和“氵伏上水”这两个词汇较不常见，但也没有理由说它们就是湖南特有的，比如武汉话中也说“赌狠”。
邓文另一个重要的论据，是说《红楼梦》“透露出分明的湖南方言语境”，并且引用语言学家对湖南方言的相关论述与《红楼梦》作对照。可是，所谓的语言学家的论述又是来自一本200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概论》！邓文在此同样犯了古今不分、以今例古的毛病。
即便《红楼梦》时代的湖南方言与现在一致，文中所提出的几个特点，也并不是湖南方言所独有的。比如称“子”为“崽”，以“子”收尾的词语很多（如心眼子、嘴巴子、闹一场子等），在单音节形容词前面再加一个单音节语素以示程度的加深（如稀破的、稀嫩的等）。语言学家说湖南方言有这样的特点，却并没有说别的方言中就没有这样的特点，或者有这样特点的就独属湖南方言。邓文如此理解和应用，基本逻辑就有问题。
邓文还谈到：“湘语在语法上的另一特点是，把作状语的‘净’、‘光’之类的副词移到动词后面。”可是下面作为例证的一段《红楼梦》第41回的引文，却压根儿看不到这种用法。既然例证缺席，我们自然也体会不到其中“菜肴，好浓的湖南味。语言，好浓的长沙腔。”从方言入手考辨《红楼梦》的作者，手法并不新鲜。早在20多年前，戴不凡就写过一篇四万言的长文《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载《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举出20个“道地”的吴语词汇和《红楼梦》中“大量地应用苏州话的谐音字”的6条论据，作为重要“内证”，来证明原作者是说吴侬软语的“石兄”，可是不幸这20个词多数在元明清杂剧、小说中大量使用，并非吴语独有，而那6种谐音现象，或并不是吴语独有，或出于戴氏理解有误。“石兄”终于不能抢走著作权。
前些年还有持曹雪芹祖籍丰润说的人士提出，书中有“烧糊了卷子”之语，而“卷子”为丰润特有的面食，但马上有人反驳说，《金瓶梅》里也有“烧糊了卷子”，难道就能证明它也是丰润人所写么？
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方言词汇看成特有的，或是以今天的语言现象去打量几百年前的作品，其不准确、不可靠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就算《红楼梦》中有某地方言词汇或方言现象，是否就能推导出原作者出自吴语区、湖南或丰润或其他什么地方呢？不要忘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红楼梦》的语言基本上是典范的北京话。书中吸收和使用了一些其他方言语汇，也是事实，但如果据此就推导出原作者是什么方言地区的人，显然就是见木忘林了。
用方言写小说，比如像《海上花列传》纯粹使用吴语写作，是较晚起的事情。在一部主要用北京话写的作品中吸收和使用一些其他方言词汇，是正常的现象，而想要证明此书原本是用其他方言写成，还需要小说史、版本学等方面的过硬证据，万不可“大胆地假设，更大胆地求证”。
邓文还有一个观点，认为《红楼梦》中“寄托着作者对芙蓉国的深挚爱恋”，所举论据包括史湘云、柳湘莲、潇湘妃子、宝玉为晴雯作的《芙蓉女儿诔》等。不过，这种手法已近于索隐，兹不具论。
在此种情况下，对邓先生吁请“历史学家对《红楼梦》原始作者的身世及其相关材料作广泛的搜寻”、“红学专门家将目光和才智更多地投注到对原始作者及其原作风貌的相关研究”的倡议，我们自然也不必急着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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