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熟悉中国作者笔下的王志东、田溯宁和张朝阳等“知识英雄”的读者来说，美国记者谢大卫的新书《中国破晓：关于技术和商业革命的故事》（China Dawn：The Story of a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Revolution）讲述的也许是一个稍显陌生的故事，它展现了社会资本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概念。狭义来说，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和团体所拥有的关系网，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以及由此可获得使用其他形式的资本的机会。广义来说，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等社会组织的特征，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关系到个人和团体能否实现某些目的。《中国破晓》中提到的两个“海归”———冯波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商学院训练，甚至大学可能都没有念完，而田溯宁所学的专业与信息技术风马牛不相及。在一般人看来他们不可能与互联网沾边，但是，借助于社会资本，他们在中国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所谓的“数字英雄”。
冯波1969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回族家庭。父亲冯之浚曾在上海铁道学院任教，文革后负责建立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后以民盟副主席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冯波11岁进入上海回民学校住读，学习成绩并不好。这时，冯之浚访美时认识的一个美籍华裔心理学家愿意担保冯波前往美国留学。于是冯波于1987年10月23日启程来到旧金山。他一边补习英文，一边在餐馆打工。英文过关后开始学习摄影和电影，阅读萨特、加缪和海德格尔，并广交朋友。1992年，冯波与同在一个餐馆打工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学生海蒂·范霍恩小姐相识，人生履历从此改写。
冯波与海蒂相恋两个月后订婚，不久便结婚。在婚礼上，当股票经纪人的岳父介绍冯波认识了一个在VISA信用卡公司工作的朋友。当时，VISA正在中国促销信用卡，便请冯波向他的职员介绍中国、作翻译、帮助谈判和审查合同。虽然冯波没有接受过正规商业管理的教育，但某种程度上，“商业就是逻辑直觉”，他很快上了手。
通过这位上司的引荐，冯波于1994年底认识了在硅谷赫赫有名的投资银行家山迪·罗伯森。罗伯森是罗伯森－斯蒂文斯的创始人之一，该银行投资的高科技公司包括升阳（Sun Microsystems）、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戴尔电脑（Dell Computer）、国家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美国在线（AOL）等，投资总值达到735亿美元。尽管当时罗伯森－斯蒂文斯认为进入中国为时尚早，但已经开始考虑其中国战略，并到商学院物色人选。罗伯森发现冯波身上有着他想寻找、但商学院毕业生所不具备的素质，便有意请冯波帮助罗伯森－斯蒂文斯开辟中国市场。在随后与银行合伙人见面时，冯波以盲人摸象为例，指出，“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复杂性，以偏概全，西方人在中国投资注定会失败。”冯波征服了罗伯森－斯蒂文斯，公司专门为他成立了中国部，并配备一个分析师和一个秘书。
罗伯森则成了冯波的导师，手把手调教冯波，向他灌输风险投资的理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风险资本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动力”），描述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潜力。冯波本人也沉浸其中，迅速入门。这时，适逢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中国方兴未艾，于是从北京到上海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纷纷向冯波请教风险投资是怎么一回事。而就职于罗伯森－斯蒂文斯也使冯波与他们交往游刃有余。他开始帮助四通利方的王志东准备商业计划书，向投资者推销这家软件公司，并“淘”到了他作为投资银行家的第一桶“金”——为四通利方成功融资700万美元。冯波继续给四通利方出谋划策，包括为四通利方与美国新浪网的合并案提供咨询，最后把新浪推向NASDAQ。
后来，冯波离开了罗伯森－斯蒂文斯，而罗伯森－斯蒂文斯也被美洲银行收购，又在美洲银行与国民银行的合并案中被转手给波士顿银行。罗伯森也另立门户，成立了私募基金。但是，他与冯波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两人合伙成立了一家技术投资公司。而当冯波与另一个来自上海的“海归”在中国组建风险投资基金“成为”时，罗伯森还投资了150万美元。
田溯宁的父母早年在苏联列宁格勒留学（溯宁的意思就是“记住列宁格勒”）。他们回国后到戈壁沙漠工作，田溯宁出生后便被送到沈阳奶奶那里。文革结束后，田溯宁考上辽宁大学学习生物，毕业后又进入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接到中科院录取通知书后，他第一次打长途电话，给远在万里外的父母报喜。1988年，在留学潮中，田溯宁得到了一个来访的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授的帮助，来到这所大学学习生态学。
一天，田溯宁来到学校的计算中心，第一次使用电脑，麦金塔操作系统的那个笑脸把他带进了一个新世界。他开始用电脑玩游戏、写信、了解中国发生的情况，还发起成立了中国海外生态学家网，成员最多时达300人，他们通过网上合作，在1990年写成中国环境状况一书。与此同时，田溯宁读到了苹果电脑的创始人斯蒂夫·雅格布斯的传记，并聆听了当时担任参议员并与克林顿一起竞选美国总统的高尔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演讲，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在中国建立起信息高速公路。1992年，田溯宁获得博士学位，但此时他的兴趣已不在生态学。他开始撰写有关信息高速公路的论文，并在生态学家网上设立了一个信息技术论坛，而第一个登记者便是当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修读计算机硕士的丁健。不久，丁健来到达拉斯的休斯顿大学工作，两人接触多了，开始酝酿在网上论坛的基础上成立“亚信每日新闻”公司，由丁健负责技术，田溯宁负责管理，向收费订户发送中国新闻。他们后来又建立了一家“商业发展国际公司（BDI）”，以实现中国的网络化为宗旨。
1993年，他们回国发展，首先和丁健出国前的工作单位建立了合资企业。这时，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搭档——刘亚东，他不但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过核科学和神经科学学位，而且具有创业精神，他建立的软件公司被Adobe公司并购。
两年后，第一个客户——深圳证交易所找上门来，有意建立国内第一家以网页为基础的自交易系统。田溯宁和丁健先是不知道如何做项目预算，于是拍脑袋给出了220万美元这一数目，接着又遇到如何把40％的预付款汇到公司帐号上的问题。原来BDI没有在中国注册，田溯宁还在注册公司时被人骗走9000美元，深交所又不能把钱汇到亚信在美国的帐号。最后北京的一个朋友同意帮忙，88万美元转到了他的公司。
做完深交所项目后，田溯宁从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的一个代表那里打听到，中国信息产业部与该公司签订了合同，为中国电信建立拨号上网系统。BDI从斯普林特公司拿到了北京到上海网络的分包合同，后来又在广州建立了一个节点，这样中国的三大城市算是与国际互联网连接上了。
1995年，中国电信准备与斯普林特公司续约，在中国建立ChinaNet，而这次斯普林特公司准备独吞了。当田溯宁知道斯普林特公司的决定时，他和丁键决定直接与中国电信谈判，并最后取得了合同。同时，他们解散了BDI，并在美国正式注册了亚信，公司从此起飞，并被誉为“中国的思科”，田溯宁和丁健也成了“网住中国”的双雄。值得一提的是，在亚信走向NASDAQ的过程中，冯波同样功不可没，他协助亚信从几家风险投资企业筹集到1800万美元。这时，田溯宁觉得给冯波所在的罗伯森－斯蒂文斯140万美元佣金太离谱，想降低。罗伯森知道此事后，把来旧金山签约的田溯宁和刘亚东请到家里，祝贺融资成功。最后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田溯宁觉得得付这笔钱。试想一下，如果亚信毁约，对这家公司乃至中国高科技企业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社会资本对中国互联网发展贡献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比如，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严义埙是冯家的朋友，曾为冯波最初在中国打开局面助一臂之力。哥哥冯涛受冯波影响后来也涉足投资业，他当时所在的艾芬豪投资集团曾通过冯波投资四通利方150万美元。冯涛回国后就是在严义埙手下的上海联创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总裁。同样，严义埙和中科院另一位副院长，能够把建立网通的建议送到国务院领导的办公桌上并得到批准，他们还说服田溯宁在亚信到NASDAQ挂牌前前来网通任职。而由于亚信的知名度和信誉，田溯宁的网通在第一次路演就轻而易举地从默多克、高盛、迈可·戴尔等那里筹集到3亿美元。
其实，《中国破晓》一书又何尝不是社会资本的产物？谢大卫的得天独厚之处，不仅在于他是冯波儿子的干爹，又与田溯宁在美国加州相邻而居，两家的小孩一起上学、玩耍；而且在于他本人应邀在冯波的在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成为”中担任非正式顾问和投资人。正是由于谢大卫一身兼任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他的娓娓讲述给人以亲历其境之感。
（David Sheff，China Dawn：The Story of a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Revolution，New York：Harper Busin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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