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的视角永远是出人预料的。他一生中，从未选择过大众的视角。当芸芸众生人头攒动挤向一处去共视同一景观时，他却总是闪在一个冷僻的无人问津的角度，去用那双视力单薄的眼睛凝视另样的景观。他去看别人不看的、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他总有他自己的一套——一套观察方式、一套理念、一套词汇、一套主题……。
这个后来双目失明的老者，坐在那把椅子上所进行的实际上是玄想。
他对一切都进行玄想——玄想的结果是一切都不再是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的物像。比如镜子。它是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一个常见的意象。在他看来，镜子几乎是这个世界之本性的全部隐喻。他看出镜子的恐怖，是在童年时代。他从家中光泽闪闪的红木家具上，看到了自己朦胧的面庞与身影。这一情景使他顿时跌落在一种神秘、怪诞而阴气飘飘的氛围之中。他居然看到了自己，这未免太可怕了，绝不亚于在荒野中遭遇鬼影。他望着“红木镜”中的影子，心如寒水中的水草微微颤索，那还尚未被眼疾侵蚀的双目里满是诧异和疑惑。
他一生都在想摆脱镜子，然而他终于发现，他就像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一样无法摆脱它。闪亮的家具、平静的河水、光洁的石头、蓝色的寒冰、他人的双眼、阳光下的瓦片、打磨过后的金属……所有这一切，都可成为镜子映照出他的尊容甚至内心，也映照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宇宙就仿佛是一座周围嵌满镜子的玻璃宫殿。人在其间，无时无刻不在受着镜子的揭露与嘲弄。“玻璃”，是黑暗中刺探着人的眼睛。
镜子还是污秽的，因为它象征着父性，象征着交媾。“镜子从远处的走廊尽头窥视着我们。我们发现（在深夜，这种发现是不可避免的）大凡镜子，都有一股妖气。”更糟糕的是，它如同父性一般，具有增殖、繁衍的功能。镜子和父性是令人恶心的，而“恶心是大地的基本属性”。交媾，增加人口，使人群如蚁，这是丑陋之举，是应该被憎恨的——“憎恨它们（父性与镜子）是最大的美德”。镜子既是交媾、增殖的隐喻，并且它还经常是使一个心灵无瑕的孩子看到男女交媾的映照物——由于疏忽，男人与女人的隐秘，被暗中窥视的镜子偷偷地传导给了纯洁无瑕的孩子。镜子始终是他的存在空间的障碍物与令人无法忍受的窥视者。
博尔赫斯一向害怕镜子，还因为它的生殖是一种僵死的复制。在镜子中，他倘若能看到一个与自己有差异的形象，也许他对镜子就并不怎么感到可怕了，使他感到可怕的是那个镜子中的形象居然就是他自己的纯粹翻版。博尔赫斯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对“克隆”提出哲学上的、伦理学上的疑义的人之一。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天早晨起来，他走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见到了无数的人，但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面孔。这太可怕了！所以“复制”、“重复”、“循环”、“对称”这些单词总是像枯藤一般纠缠着他的思绪与灵魂，使他不得安宁。他希望博尔赫斯永远只能有一个，就像是上帝只有一位一样。
他说：“我对上帝及天使的顽固祈求之一，便是保佑我不要梦见镜子。”
我重提博尔赫斯，是想说，我们在文学创作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思路是否太正常了一些？我们对世界还有无可能有新的很别致的解释？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理由固守现在的观察世界、言说世界的方式？
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而另一个写成年童话的作家卡尔维诺同样值得我们去注意。
他是我所阅读的作家中最别出心裁的一位作家。在此之前，我以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格拉斯、米兰·昆德拉，都属于那种“别出心裁”一类的作家。但读了卡尔维诺的书，才知道，真正别出心裁的作家是卡尔维诺。他每写一部作品，几乎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的预料，并且意味深长。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一生不知疲倦地搞出一些人们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名堂。这些名堂绝对是高招，是一些天才性的幻想，是让人们望尘莫及的特大智慧。
我总有一种感觉，卡尔维诺是天堂里的作家。对于我们而言，他的作品犹如天书。他的文字是一些神秘的符号。在表面的形态之下，总有着一些神秘莫测的奥义。我们在经历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阅读经验。他的文字考验着我们的智商。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总会有一种疑问：在我们通常所见的状态背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另有逻辑，另有一套运动方式，另有自己的语言？
这是《看不见的城市》——
忽必烈汗的帝国，疆土辽阔无垠。他无法对他的所有城市一一视察，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天下究竟有多少座城市。于是他委托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代他去巡视这些城市，然后向他一一描述。这个基本事实是虚假的。
现在，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坐到了一起。马可·波罗开始讲他所见到的城市k k严格来说，不是他所见到的城市，而是他所想像的城市。这些城市只可能在天国，而不可能在人间。全书9章，共叙述城市55座。书中的所有数字，都具有隐喻性与象征性。
像风筝一样轻盈的城市，像花边一样通透的城市，像蚊帐一样透明的城市，像叶脉的城市、像手纹一样的城市……这些城市络绎不绝地出现在他们的想像里。它们显示着帝国的豪华与丰富多彩，同时也显示着帝国的奢侈与散乱。
天要亮了，马可·波罗说：陛下，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城市都向你一一描述了。可忽必烈汗说，不，还有一座城市你没有说——威尼斯。马可·波罗笑了：陛下，您以为我一直在讲什么？在我为您描述的所有城市中，都有威尼斯。
在形式上大做文章，这是卡尔维诺与一般小说家的区别。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如果他没有在1985年去世而活至今日，他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种新颖而别致的小说形式呢？
在形式上，卡尔维诺是玄想的，在思想上更是玄想的。他这样的小说家，面对的是一派苍茫，看上去有点故弄玄虚。
面对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这两个小说之王，我们怎么想？我们是否太实际了一些？我们的心思在哪儿？我们思想的抛物线是否显得太短促了一些？我们的念头是否太功利了一些？我们的文学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房子问题、粮食问题。博尔赫斯的阿根廷、卡尔维诺的意大利并非不存在房子问题和粮食问题。我曾在与阿根廷毗邻的巴西住过一些日子。那是南美最富有的国家，但到处是贫民区。在我下榻的酒店的对面是一座山，整个山上都住的是穷人——与世界其他城市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大城市，是穷人住在山下，富人住在山上，而里约热内卢的山上住的都是穷人。那座山是里约热内卢最著名的贫民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小农庄”。这庄子住了大约30万贫民，警察三两个不敢进去，进去就被干掉了。每天我推开窗子往外看，就看到那山上危房密布、风雨飘摇。我没有去过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我能想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房子问题会比里约热内卢的糟糕。可是，我们不可能指望博尔赫斯会去写关于房子问题的小说的。他只能向我们诉说关于时间的问题、关于空间的问题以及种种由玄想而产生的非常形而上的问题。
我无意要中国的作家放弃社会责任，但我以为，中国作家的责任观的内涵需要重新确定。文学的问题——特别是当文学进入现代形态之后，以我之见，都是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免玄虚了一点的问题——形而上的问题。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是关于“人类存在基本状态”的问题。文学拒绝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轭，已再也无法阻挡。当年，郭沫若用写凤凰涅?的笔写“防治棉蚜虫”的诗，现在看是文坛的一大笑话，但我们的一些所谓文学作品，却距离这首“经典”小诗又到底走出去多远了呢？
（此文节选自作者的长文《对四个成语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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