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的文章总是好的。他虽无意做红学家，“而且明知红学碰不得，一碰就要惹出笔墨官司”，结果还是因机缘凑巧，一发而不可收拾，写出了足以集成一本书的这许多红学文字。余先生把后来不再染翰红学叫做“守戒”，那么他在破戒状态下所造之业，自然就是令我们读者大快朵颐的“禁脔”了。余先生用T·库恩的“范式”学说，观察红学考证史上的“索隐派”和“传记派”，证明这两个范式都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眼前无路，回头是路，余先生于是提出“两个世界”的新范式。大观园里外是两个世界，里面是清洁的理想世界，外头是龌龊的现实世界，黛玉葬花，就是怕落花随流水流到外面去遭了污浊。“索隐派”和“传记派”千方百计将曹雪芹营造的理想世界，拆解开来归于现实；新范式则特别维护理想世界的完整性，同时也留意到“两个世界的接榫处”，例如凤姐，在现实世界里是反面人物，但她“身在江湖，心存魏阙”，骨子里实在是大观园理想世界的中坚分子和大护法。
《中国艺术精神》 徐复观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复观先生是当代新儒家的重镇，博学多方而精神贯注，其精神的来源和凭藉，自然是孔孟之教；所以这本专讲艺术的大书，就从孔门的乐论开讲，充分论述了仁教与乐教的统一、音乐在社会教化上的意义、音乐与人格修养的关系等题目。但徐先生是把“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落实在庄子身上的，这种精神呈现以后的具体体现，则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山水画。其实，孔子之道是可以与庄子之道相通的，《论语》中记载孔子受“辟世之士”长沮、桀溺的冷遇，却仍然视之为同道，“怃然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不与这些人相亲近又能与谁相亲近呢？）徐复观对历史上儒家思想的阐释，重点在于“发掘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而他对庄子艺术精神的“再发现”，则是瞩望其能对现代人“由机械、社团组织、工业合理化等而来的精神自由的丧失，及生活的枯燥、单调，乃至竞争、变化的剧烈”，起到一种“如在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饮料”的疏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