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及其艺术表现所展示出的所谓“民主化”倾向，实质上是一种谋求艺术家与大众、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努力。比如后现代舞蹈以民主的态度拒绝把舞蹈演员的身体与一般人的身体作出区别，后现代音乐也拒绝把声音区分成音乐的和非音乐的。后现代音乐家则把一部分或大部分创作的权力转让给了演奏者，使他们的演奏不受作曲家的全面束缚。在文学界，“作家中心”向“读者中心”的转变表明作家把原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转让”给了公众，使其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阅读。
后现代主义艺术是开放的，并且可以自己设定、自己体验。对于“多元拼贴”、“怎样都行”的态度，如果不带贬义地去理解，那就是做到多元并存、高下文野、自在自为。精神生产力的解放在每一个层次上都是有价值的。可以欣赏高雅的、古典的，也可以欣赏通俗的、大众的。在恪守自身的审美理想的同时也尊重（和容忍）他人的审美取向。这样的一种艺术生态环境是宽松的，而且也可以是和谐的。
当现代主义文化权威板着面孔批评后现代主义因“艺术的民主化”而带来美学标准的下跌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却依仗着后工业时代正在完成着它的文化扩张。它借助科技传媒渗透到了文化的各个领域。是科技进步改变了人际关系，销蚀着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看来，这是前进过程中必然发生而且允许发生的事，因此并不可怕。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曾因创作出《4’33”》并对后现代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偶然音乐家约翰·凯奇，这位西方人是从东方的哲学中汲取灵感的。他笃信佛、禅、道、易。他认为：“在禅宗中每一件事物都没有好坏美丑之分……艺术也不应与生活有区别，它的意外性、偶然性、变化性和混乱以及仅为瞬间的美都和生活一样。”偶然音乐与行为艺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日常性”（Living）。这个词大概有摆脱规约束缚的含义。这个“Living”（日常性）其实很不寻常，可以说非常接近东方人所说的“平常心”。这是一种境界，是对人生的一种探索。当困惑的人们追问究竟谁是戈多，《等待戈多》的作者贝克特回答：“我要是知道，早就说出来了。”这就是一种民主，一种境界，一种平常心。作者用不寻常的、看似荒诞的艺术新方式（否则无法唤醒）去唤醒人们已经麻痹的感觉，然后把自己作为一个与他人一样的普通观众，去共同关注、思索、等待、寻找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
用平易近人的态度去营造艺术家与大众之间的新型关系，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产生的态度。因此，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是刻意追求的一种风格、一种方式，不如说是对待人生的一种态度，一种如同生活般的平常心。
在网络信息社会里，科技传媒突破了时空界限，缩小了东西方文化相互审视的心理距离。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可能面对生存环境的如此变迁无动于衷。我们能否也像上述西方人“打破界限”从东方人的智慧中汲取灵感那样，去认识历史变迁的必然性，并且把后现代主义的进步性用作解放精神生产力的积极动因？
应当承认，在西方已是尘埃落定的后现代主义在我们这里却并非明日黄花。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由于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这里的后现代主义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符号“搬”过来的。换句话讲，它不完全是社会内部自身矛盾运动的产物，而很大程度上是对某种强势文化影响的回应。说得尖刻些，是一次没有后现代的“后现代”冲动。
尽管对实验艺术评价不一，但人们得出的共识则是，在全球范围进行的这类实验中，人们确实在谋求建立艺术家与受众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平等互动关系和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特征相一致，是当下关于人际交往的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而我们有些实验艺术家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把握住，总以为对立与反讽、实施生理恐怖主义、挑衅人类道德底线、故意激怒广大受众才是他们真正要干的事情。这部分艺术家在晚到的现代主义航班和早到的后现代主义航班上抢占座位，匆忙中弄不清自己究竟上的是哪趟航班，用现代主义的激情去干后现代主义的事情。但愿实验艺术能在完成自我批判之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实验艺术自身的命运。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素来敏感。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劣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就有可能丧失自我创造能力、更新能力和生存竞争力，从而淹没在文化趋同的大潮中。因此，人们往往以退守底线、保卫家园的心态应对全球化。
后现代主义主张维护事物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因此带有挑战权威、多元选择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是生态保护主义、女权运动乃至反全球化的生力军。所以，我们不应再像以往那样一概而论地简单否定。它是好是坏，一切取决于当事者自身的角色定位，取决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采取现实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我们完全可以把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为我所用（因为它至少体现出了先进的生产力，并且努力调整艺术家与广大公众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时至今日，要想加入这场全球游戏，“非此即彼”、各执一端的游戏规则已不再适宜。即便是从文化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也应当既要顺应当代国际潮流又要强调地域文化特色。像一位文化学者讲的那样，如果作品缺乏当代特色，无论怎样传统也不过是过时的经典，如果作品缺乏地域特色，无论怎样前卫也不过是低级的模仿。
现在的世界语词典上又出现了一个新词汇“Glocalization”。它是由“Globalization”（全球化）与“Localization”（本土化）两词合并而成，可以用中文表述为“全球—本土化”。这个合成词意味着对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概念的整合与交融，二者互为参照，不可偏颇。新词汇在防止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在避免着地域保守主义。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词汇的出现有助于完成“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二元对立、各执一端的辩论。换句话说，人们可以从无休止的争论中解脱出来继续前进了。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绿。人们一直在问：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当代性？切入点在哪儿？敢问路在何方？答曰：七步之内必有芳草，悟性就在自己脚下——关注我们自身的现实生活，变“以人为本”为“以众为本”，由多元并存走入百花齐放，实现从对立走向对话的整和，完成“全球－本土化”的自身定位……这些课题或许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现代性”——“众里寻她千百度”，来者可能就是我们正在等待的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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