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思潮，首先发生在现当代文学领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几位先生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问题。随后，便波及到其它很多学术领域。所谓的“重写”，首先是对过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的突破，这首要体现在对“经典”的“悬置”。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郭英德先生于1999年第2期《文学评论》上著文，明确提出“悬置名著”的概念。他针对小说史研究的现状，指出一些研究文章或论著过分侧重于名著，使它们“几乎成了名著赏析的集成”，或“名著研究的组合史”。这和葛兆光先生所批评的现象，几乎相同。他所指的“悬置名著”，最基本的意义为，暂时把名著“悬挂、搁置起来，不让它过分遮蔽研究的视野，或不把它孤立地纳入研究范围。”这样，便有助于研究者抛弃静态的观照方式，而关注动态的历史，并接续出种种缺失的环节。可以说，这样的认识是颇有见地的。
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何宗美的新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把长期为人所忽视的文人结社现象作为选题，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功底与锐气。陈洪先生在书前所撰的《代序：探测水下冰山》一文中指出：
如果把经典化了的文本比作散布于海面的冰山的话，描画其阳光下熠熠生辉之美景固然赏心悦目，而探究没于水面之下支撑这美丽一角的巨大“底座”，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其提供新的知识而言，也许比“描画”工作更有意义。
陈洪认为，由于与结社活动直接关联的文本没有（或几乎没有）通过经典化这一关的，因而不能较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这些正是水面上的冰山；而何宗美的论著，虽不是文学史的“重写”，但为真正的“重写”准备了基础。
对明清文人结社研究，影响较大的为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郭绍虞的《明代的文人集团》。但是，它们产生的时间都较早，而且所论缺少对文学现象的深度联系及观照。何宗美的论著则有很大的改观。比如，第四章《复社及其思想、学术与文学》，分别从复社的文学活动、复社的文学思想、复社的文学创作、复社对文学的影响四个方面，深入全面地论述了复社与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了文学思想形成、文风改变等的内在因素，从而更为贴近地展示了当时文学发展嬗变的历程。第六章对东北流人结社的研究，尤其是对函可及冰天诗社的考辨和论析，则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空白，开拓出一片新的研究界域。
何宗美先生具有明晰的学术思路与指向。在全书的《结语》，他提出“塔尖”与“塔基”的概念。结合研究的论题，他指出所谓的“塔尖”，就是成为那一时代的标志的丰碑式人物；所谓“塔基”，广而言之，是思想家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狭而言之，则为文人社团或以文人社团为轴心的士人交往圈。而他所研究的正为“塔基”范畴中的内容。这样，何著的研究路径，便和“悬置名著”的新转向走到了一处。因而，可以说，何宗美的新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是对“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呼应，他所做的研究会为文学史的深度“重写”和细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材料。
对“名著”的“悬置”，同时隐含着对“过程”的重视。早在1992年，陈平原曾就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专门著有《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提出将文学“视为一个流动变迁的过程来把握和描述”的观点，并认为在小说史研究中，“必须把握各种小说和小说类型在文化结构、文学结构和小说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三者之间的联系和转换”，强调“必须考虑小说与文化思潮、小说生产方式和读者大众口味的联系”等。
2000年，蒋寅撰成《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也许是同受国外学者罗·埃斯卡皮的影响，在前言中，著者更加鲜明系统地强调“进入‘过程’”的文学史观。他以为“文学被视为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就构成了文学史。”
何宗美的论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似乎已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其所关注的论题，很长时间以来，也一直受到文学史家的忽略。文人结社是明末清初较有特色的社会现象，由此虽然并没有直接产生出“名著”或“名家”。但是，由当时颇盛的文人结社，可以透视出文人间的相互交往与影响、文学作品的传播、文学观念与风尚的变化等。这样，便可正确把握文学发展的前后关系，能够对“名著”和“名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这也是进入“过程”的研究。
伴随着走入“过程”，对史料的重视和一些数学方法的使用，也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新转向之一。文学史的“重写”，无非两途：一是理论的反思，二是史料的出新。
对史料的重视，是何宗美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一书之所以显得厚重扎实的重要原因之一。全书从对“社”的考辨，至对不同文人结社的时间、地点、成员、流变等的探究，其中还有如《明遗民结社略考》、《冰天诗社成员略考》等部分，专门以“略考”为题，显示出著者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功底。这样，就使他的论述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基础上，体现了乾嘉学派素朴的学风。经过他的考辨，明代文人社集的总数达三百家，远超过郭绍虞先生一百七十余家的统计，从而，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文学研究中使用“量”的统计方法，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由此可进一步增强论述的说服力和科学性。
在《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一书中，何宗美先生共做了3个大的图表，表中内容，是他长期考辨的结果，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为确保征引材料和数字的真实可信，何宗美先生尽可能地使用第一手材料。他大量阅读《四库全书》及“续修”、“存目”所收录的书籍，和各类野史笔记、方志材料等。书后，所附《征引与参考文献》就达16页。旁征博引，严谨求实，这是当代青年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的一种风行品格。这样的转向，体现出乾嘉学风的复归，是学术研究向健康发展的一种合理趋向。
纵观以上所谈的文学史研究的新转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法国兴盛起的年鉴学派。在历史论和方法论方面，这个学派具体体现为以下五个特征：强调长时段把握和认识历史、主张通过历史认识现实问题、注意多层次把握和揭示历史的跨学科研究、重视由政治和经济及文化等系统构成的总体史研究、重视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
以何宗美的论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来说，其“明末清初”的研究时限，就打破了传统的以朝代为“段”的旧例，体现出“长时段把握认识历史”的追求；“文人结社”的中心论题，则体现出重视跨学科与总体史研究的特色；而论著中量性统计方法的运用，又是年鉴学派计量分析方法的体现。
因而，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转向，既是文学史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它学科共同促进的结果；同时，也体现出与国际学术领域相融合的特色。这种新转向，将会促进文学史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并真正完成文学史的“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