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高旭东的新著《比较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最初我为该著视野的宏阔而吃惊：从对于比较文学类型的思考，到中西比较诗学的探究；从鲁迅、胡适、吴宓等对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贡献的考察，到对新文学的中西文化合璧、新文学语言的现代转换、新文学摄取外来文学的深层语法等的研究；从对文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的分析，到个性主义、启蒙主题、“围城”主题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演变，中西比较视野宽广，汪洋恣肆纵横捭阖，而构成该著的学术视阈与构思动力的是著者鲜明的问题意识，这也成为这部学术著作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关键。
高旭东是一位极富问题意识的学者，他过去对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于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的研究、对于“五四”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等，无不贯串着其深入而深刻的问题意识，从浩瀚的文学史资料与文本的阅读中发现问题，在深入的思考中捕捉问题，在透彻的研究中分析问题，这构成高旭东文学研究的特色。该著的构想与撰写也表现出著者的问题意识。
作者正是建筑于这样深入与独特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而深入的看法。他反对中西文学平行比较中随意的比附，认为这不仅不利于中西比较文学的发展，而且足以败坏它的名声，“中西文学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它必须受到文化历史背景的限制”。他认为中西比较文学应着力研究相异性，“相异性则会纠正中西诗学中概念的片面性”，“使我们看到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差异，而且使我们认识到中西文学各自的特点，因而更有利于中西文学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高先生是看到了平行比较研究中的“世界上任何两部作品都可以进行异同的比较”的现象，看到比较中过于注重研究其同、忽略分析其异，而提出了他独特的思考。
他在对于“五四”文学摄取西方文学的杂乱无章中，探究其中的“深层语法”，认为在感时忧国的中国文学传统中，“破坏传统的伦理整体和个性解放本身，都不是目的，救国救民才是目的”，这就构成了摄取的深层语法。在对于“文革”文学作文化反思时，他认为“将‘文革’完全归为‘封建主义’，并由此去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对‘文革’的又一种误读”，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文革’文学背离了以儒道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传统，继承并弘扬了从五斗米道、太平道到太平天国的民间文化。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文革’文学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置重……”注重从文化传统的视阈分析文革文学的文化渊源，显然就显得十分深入与深刻。高旭东研究中国当代作家面对现代化的双重选择，“从一种意义上呼唤现代化，从另一种意义上批判现代化”，他将“寻根文学”视为反抗工业化的现代文本，认为“新写实小说”的价值取向“是现代化受阻之时中国文人道家式的逃避倾向”。
综观该著，高旭东以问题意识切入论题，他反对一对一的“X与Y模式”简单化的文学比较，注重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分析，强调在研究时“将全部复杂性考虑进去”，尤其是受影响的文本所产生的文化变异，这就构成了其研究视阈的开阔、研究问题的深入。虽然以新文学的传统挑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略显牵强，虽然其对于新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的分析略显简约，但由于著者鲜明的问题意识，使该著中对于诸多问题的分析探究中见出著者独到见解，使该著具有勿容置疑的学术价值。以问题意识左右文学研究的视阈，这是阅读该著给予我的重要启迪。（作者是上海高校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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