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业界和读者的呼吁，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闻中心和出版媒体记者联席会于 9月 18日联合主办了以“新时期引进图书翻译的现状与前景”为主题的“图书翻译质量研讨会”。此次“图书翻译质量研讨会”引起了出版界和翻译界的热切关注。主办者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能够引起全社会对翻译质量的关注与重视，推动业界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目前国内图书翻译作品质量和水平下降的现状，使其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为广大的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图书译作。为此，本报特刊登部分会议纪要，以飨读者。
杨德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各位，今天我非常荣幸主持这个活动，它是 2003年 BIBF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主办单位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闻中心和出版传媒记者联席会。今天我们研讨的题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翻译的现状与前景———新时期图书翻译质量研讨会”。
叶路（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
我要讲三个问题。标题是翻译到了要讲“学”的时候了。有两个背景，第一个， 9月 21号，上海外国语大学要成立一个高级翻译学院，高级翻译学院设两部分，一是口译，一是高级笔译，他们花了重金请了外籍专家来任教师。第二个背景，我昨天在报上看到，法兰克福在今年专门设立一个翻译家中心，这两个例子，就说明翻译对当今世界文化，包括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大家知道，我们每年引进版权是一万多种，根据开卷的调查，其中 40％版权引进自美国， 20％是来自英国， 10％是来自日本。引进这些需要翻译的图书，可能就占到中国引进版权的 70％。加之法国，德国其他的语种，有 80－90％，也就是说我们有八千种以上图书，需要翻译成中文，才能在中国和读者见面。翻译质量好坏，对于我们中国整个出版行业来讲，至关重要，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任何一个国家的图书翻译，可能都是有好有差。但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我觉得可能连一般的标准都达不到。我们不讲文字，错别字，标点符号，就是讲翻译的准确与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可能分数是比较低的，这是目前的现状。
图书翻译质量，我认为它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译者；第二个层面就是编辑和出版社。首先我们来看看在译者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一，译者的外文水平比较差，第二，译者的中文水平比较差。翻译，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即使他可能外文水平比较高，但是如果他的中文水平比较差的话，可能他理解的东西，也不能用正确的中文表达出来，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些翻译者的中文，是外国式的中文，主谓宾都不搭配，有一些表达方面的错误。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译者的各科知识面不够宽。翻译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方面的翻译，会牵扯到各个方面的知识。还有两种情况是比较恶劣的，一个是在电脑上面，把几本书凑起来，对已有的译本进行篡改，变成自己的译本，甚至还有一些同行在尝试机器翻译，翻译出来的牛头不对马嘴。
在编辑和出版社方面同样存在着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编辑不懂外语，由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大家都去引进版权，但是很多出版社的人才储备不够，没有懂外语的编辑去做，他只能改一点标点符号，改错别字，对于翻译不正确，表达不准确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第二，有的编辑说，我不懂外语没关系，我找懂外语的专家把关。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专家不是编辑，专家代替不了编辑的作用。如果您单纯的迷信专家，实际上存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译文出版社还是坚持这样的传统，市场经济压力再大，但是编辑对原稿不能放弃。我们对新编辑进行培训，第一课上的不是说叫你去怎么赚钱，策划、行进广告营销，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我们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要求怎么样对原稿，每一句都要对，包括注释要查，引文要核对，甚至要编文献目录等等。第三就是编辑的基本工作没做好，除了文字加工以外，还有很多的注释，引文，前言目录编辑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出版社，编辑没有重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导致翻译质量的参差不齐。
我想讲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提高图书翻译质量，应该做哪些工作？我刚才讲的两个层面，一个是译者要做好，第二是编辑要做好。最终统一到出版社，出版社是协调和调度这两者的核心。具体来讲，我觉得目前可以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在选择译者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对于译者的外文水平中文水平和译者的知识面，专业知识结构，都要有全面、客观的评估。要为这本书找到最合适的译者，这是一个前提，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一定要选择既懂外语，又懂专业的编辑，按照编辑的工作要求和程序来对初稿进行加工。现在有些出版社，由于要赶市场，赶时间，赶畅销，往往会放弃应有的编辑程序，我觉得这也是导致我们出版物翻译质量不高的原因。
第三个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培育和建立三种机制。第一种机制，就是专业译者机制。我们国内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支常设的，专业的，甚至是职业的翻译者队伍。这和我们的稿酬制度也有关系，没有这样一支专业的队伍，水平的波动，或者是上下起伏就是必然的现象。第二，要建立一种专业编辑机制，编辑要懂外语，懂专业，要在这两方面都擅长的编辑来做这个工作。第三，建立严格的批评机制。我认为，这一块儿现在是比较缺位的，而这个缺位跟我们很多媒体有关。对于翻译质量的批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什么是好的没有引导，没有肯定，对什么是不好的，也没有批评，没有公开的曝光或者是揭露。如果建立起这样三种机制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提高翻译质量和翻译水平，都会有很重大的帮助。
第三个方面，我想讲坚守阵地，做出品牌，这是我想对我前面两段话做一个总结，在市场经济当中，竞争是必然的，经济压力也是必然的。千万不要给竞争和经济压力冲昏头脑，这也是我们每个行业的人，都要清醒地意识到的问题。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出版人来讲，我们必须坚守阵地。市场经济的无序竞争状态，我相信它不会长久的。由乱到治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坚守阵地，创造并保持自己的品牌优势。
我觉得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我今天的讲话，就是正视现实，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状况，大量存在的劣品是一种现实，但是我们的出版社，尤其是以翻译为主要任务的出版社，一定要坚守阵地，第二句，做出品牌，赢得市场。第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胡小跃（海天出版社海外部主任）：
我是当翻译出身的，当过口译，笔译，科技翻译也搞过，旅游翻译也搞过，现在主要是在出版社搞文字编辑工作。搞得最多的还是文学翻译，调到出版社以后，负责引进版图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还是跟翻译打交道。大概 1978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人做嫁，当时谈的是翻译的艰辛，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同时感觉译者的报酬太低，成名太难。到了出版社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幕后英雄可能还是编辑，因为现在的编辑比译者更辛苦，译者译完了就完了，工作还算是比较单纯。现在的编辑事无巨细，什么都得干，尤其是译文的编辑。有一个老编辑跟我说过，你的运气好坏，全取决于你的译者。如果你的译者好，你就省事多了，如果找不好，就全要你承担。这几年来，我们主要是出版当代文学作品，最多一年出了 18本，基本上都是当代文学作品，我谈的主要是法国图书的翻译，要问我这几年的体会，我可以用这几个词来概括，叫做苦不堪言，我们社对译稿要求比较严格，坚持核对原文，有的稿子看起来挺好，但是不能对原文，一对原文，就发现问题太多了。还有的译者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文化底子的问题。一般人以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有一部社科著作，找了一对夫妇，男的是中国人，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想他中文应该没问题，他的太太是法国人，我想她的理解应该没问题。但是出来了一看，很多的理论他们都不懂，大量的人名，地名，书名译得不知所云，姓名译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人，还有一些典故，神话搞的一塌糊涂。即使是外国人，如果他不是研究这一行，同样不懂，这个稿子退了三遍，时间拖了两年，最后还是没办法。
还有一个现象，有些老翻译家很多的名著译得不错，译现当代的东西，译得很差，因为他们的知识老化，现在的文学作品涉及的面非常广，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涉及的非常多。老翻译家天天呆在书房里面，不上网，不看新的东西，外面发生了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译新的东西，你就译不出来。现在造成翻译质量低下的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技术方面，水平方面的原因，而是态度方面的原因，责任心的问题。就我编辑的一些书而言，我觉得没有太难的，一般来说，本科的外语水平就应该够用了，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就是一个不认真，不琢磨，不思考，最重要的一点是不查辞典。很多的问题，一查辞典就可以查到，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把翻译的质量，都推到译者的身上，出版社也有责任。现在的出版社把关不严，有很多家是不对原文的。有的出版社，出了一本法文书，社里没有法文编辑，我总是替他们捏一把汗。法语编辑现在非常的缺乏，关于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广西师大，现在联合一些专家媒体，一起做，我觉得就能起一个互补的作用。
翻译批评呢，也是太缺乏了。翻译的批评家，不同于一般的批评家，没有十分的功底，你也不敢批评人家，指责人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面子的问题，现在的翻译圈比较小，大家都认识，尤其是法语圈，就这么几个人，大家都认识，所以很难开展公开的批评。我这两年做下来，已经得罪了很多人。
另外一点，我们还要看现实。现在的翻译队伍本来就不大，而且人员在流失，年轻人愿意从事翻译的本来就很少。所以尽管现在的翻译有种种不足，甚至是错误，但在这个年代，能搞翻译就是难能可贵的。现在的译者就这么几个，好的译者手上的活儿五、六年都忙不过来。我想译林他们找翻译就比我们好找一点，哪怕我们出的稿酬再高，我们现在就已经不低了。所以中小出版社碰到的问题，相对来讲多一点，常常找一年，半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们目前的翻译队伍，不允许我们出更多的书，多出的那一部分，就是垃圾了，一定是少数不合格的人翻的。
我们现在不能被动的应付，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尤其是对于中小出版社，地方出版社来说，不能指望大翻译家，而是要培养自己的翻译队伍，选择语言基础，文学底子比较好的翻译进行培养。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自己培养自己出版社的翻译，互相比较了解。第二，我觉得出版社之间以至和研究科研机构，可以互相调配力量，语种，出版社之间可以调配，不要让不懂外文的编辑编引进版的图书。
第三，要设立一个翻译奖，出版界，或者是由各个单位联合起来设立一个翻译奖，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分类，可以社科的，文学的，也可以分语种，奖励和鼓励优秀的译者和译品，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予一定的回报，这样才能鼓励好的翻译家潜心翻译。在这一点上，许多国家做得比我们好，法国对于译者，不单是对于国内的译者有资助，基本上申请就能得到，而且他对外国的译者也有资助。最后一点，尽管是很难，也还是要加强翻译质量，媒体和有关的管理机构，权威单位，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在这方面，打击和揭露伪劣产品。
章祖德（译林出版社社长）：
改革开放 20年来，应该说翻译包括出版，是处于一种繁荣的状态。第一个，我觉得有大量的在文革之前没有翻译的作品，在这 20年里面得到了翻译。第二就是大量的译本得到了更新。对于一些名著，我们一些有志的翻译家，出于对事业的负责，花数年的工夫，翻出一些世界名著，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存在的问题是有些人是乱译，甚至是抄，但是对于一个名著，你有三、五种译本很好。我们有些译本是三、四十年代的译本，晚一点也是五、六十年代的译本。这些译本在语言上面，跟当今的现代汉语已经有比较大的差异。我们很多青年读者，就不一定喜欢这样的风格。他们需要用我们现代的语言，用当今的活生生的语言来翻译世界名著或者是其他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译本的更新不是坏事。
第二个问题，小说翻译得多，散文诗歌比较少，诗就更少，从翻译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很多好的戏剧，好的诗歌，但是并没有中文的译本。
第三个问题，真正一些有价值的作品，还是找不到译者。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利益驱动，很多人就不愿意做冷板凳。包括我们一些专家学者，有很多的作品，我们想找翻译，但是我们找不到人。你翻这个，可能一个晚上，才能翻四百字，五百字。我给外企去当翻译，一个晚上挣上千元，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出版社给人家 60元， 80元就了不得了。
第四就是浮躁心理，包括已经有一定声望的一些翻译家，现在翻东西，也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好像名气大了以后，他的水平就高了，其实不是成正比的，过去的老翻译家，一本 30万字的东西，要一两年的时间。现在一些有名气的译者，问他翻译一个东西，半年怎么样，半年就可以翻出来，这里面就是浮躁心理。
第五就是编辑人员了，出版社怎么严格把关。现在的很多出版社不是认真不认真去编这本书，而是有没有人有资格去编这本书。
提出了问题，要看怎么改进。从我们舆论界，出版界来讲的话，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种现象，将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指望通过几次会议，我们报纸上发几篇长篇大论，或者是几个专门讨论，就能很快扭转翻译界的这种不良倾向，我们未免想得太天真了。首先要加强出版社的自律，出版社首先要有一种责任心，你要去遏制伪劣作品的产生，遏制这种文风的蔓延。对于严重的不负责任的译本，我们有关的一些政策管理部门，或者是我们的行业协会，应该成立专家的论证委员会，对这些作品进行评价。我们有关的管理部门，应该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定性，对其出版者，要实行资格准入。
第二，我们出版界，传媒要制造这么一种舆论，要制造这么一种氛围，要有正常的，积极健康的批评。
第三，要提高现在翻译人员的地位，现在翻译人员的地位不是很高的，我们成立翻译工作者协会，没有全国性的翻译家协会，这是文字上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翻译人员的地位的认定，对于他再创造的作用是应有准确的评价的。
第四，从我们出版社本身来讲，对于一些真正好的作品，一些优秀的作品，一些难得的作品，要调动译者的积极性，设立一些翻译作品的基金，对于一些好的作品，给予补贴。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译作室副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翻译书籍的出版可以用得上百花齐放，繁荣昌盛八个字来形容。这主要是体现在以下的四点：一个是出版学术翻译书籍的出版社多了，第二是学术翻译书籍的科目多了，第三是各科目的书籍种类多了，第四是出版速度快了。现在的一些出版社，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像人大出版社出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在出版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维特根斯坦全集，湖南科技出版爱因斯坦全集。
但是在这些繁荣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选题来说，品种虽然多了，但是选题非常滥。这主要表现在三流的研究书籍多，经典书籍出版少。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出版社，出版一套书，首先是看能不能赚钱。
从翻译的质量上来讲，就更不容乐观了。文学书籍和通俗的书籍，读完了以后，可能就扔了，学术书籍是不一样的，要做研究的，一个字一个字去抠的。我说的不够格，不是从高标准，严要求来说的，要是按照严格的标准来说，有多少书够标准我很怀疑。我们说的是最低的标准，最低标准就是翻译的底限。第一是专业知识不闹笑话，第二，对于外文的基本文法理解不出错误，第三就是中文表述基本符合习惯。这是最底限的标准。
翻译质量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国家要重视经典著作的翻译。现在把翻译不当做学术成果，评职称不当做学术成果，所以大家都不进行翻译，没有激励机制。翻译经典著作全靠个人自己为学术献身是不行的。出版社没有积极性，因为他得不到奖，这两个方面是外部的。
其次，要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学术界首先要对粗制滥造的译作群起而攻之。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引导。如果译作没有一个监督机制，这个译本的质量不可能提高。
刘硕良（《人与自然》杂志主编）：
第一，对于翻译作品状况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在总体上来讲，翻译队伍的扩大，翻译作品的大发展，翻译图书阵营总体上的加强，包括品种的加强，结构的改进，面的拓宽和深度的开采，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要重视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说一下子开几个会就能完全解决的。要有一个过程，只要你去翻译图书，就永远会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要批评，要监督。
第二，我建议翻译的质量要提高，要抓终端，抓机制。作品是作者译出来的，译者自然要负责任。而发表权是在出版者，出版是媒介，又是终端。把关的责任主要在出版人。出版人需要有责任意识，尤其是需要有责任能力。没有责任能力，空喊责任是负不起责任来的。我们过去经常讲一句话，编辑要有责任意识，要有大局意识。但是他也要有责任能力才行。所以怎么样增强责任能力，为了保证责任能力的增长，我觉得这样几个东西，是需要逐步完善起来的。资格准入，有什么样的资格能够做这个事。质量认证，质量好的要怎么样，不好的怎么样。市场抽检，出版物有质量检查，我们翻译是不是也可以效仿。优胜劣汰，好的你就表扬，不好的，就慢慢地淘汰它，不让它做。专业培训，这样才能保证责任能力的增长。
第三，要抓规划，抓结构。当前翻译作品市场紊乱、平庸、重复所产生的危害远大于某一具体作品的粗制滥造。前者的后果见于全局，而后者的后果见于一隅，相比较而言，改变前一种状况，更值得引起出版者和出版主管部门，以及翻译界、学术文化界，和我们的新闻传媒的注意。大家看到某一部作品不好，哪个人翻错了，把这个人批评一下。但是现在的游戏规则，平庸的、重复的，使得翻译作品的市场，图书出版市场显得乱，浪费了读者很多的精力，也浪费了出版的人力物力。这个改进就在于重视制度的建立，重视加强结构的调整，翻译如同创作，同样也要抓主流。
第四，我想提一下，选题中的一些辩证关系，尽可能处理好一点。比如说常销和畅销，长期和应急。所以从结构上来讲，翻译图书，大家都在做，谁都想赚钱，实际上近的要看一点，远的也要看一点。主流的东西要看，一些不是很主流，也可能成为很热的东西。从全球一体化和国际交流日益广泛的前景看翻译图书市场的广大。我们搞翻译的，可以看得宽泛一点。
最后我想提几点具体建议，第一，加强翻译中心和重点出版基地的建设。翻译中心是指什么呢？指现在一些比较好的高等院校，比如说北大，南京大学，复旦等等。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力量都比较强，有一支队伍，可以作为翻译种子来培养。还有比如说中国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等等，因为他们那些做翻译的，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他是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再一个就是重点出版基地，比如说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这个就是主要的基地，加强这些重点的基地。
第二条，就是办一份《咬文嚼字》类的翻译园地刊物。《咬文嚼字》是很有眼光的，也很会操作，翻译也可以搞这样的东西。比较实用性的东西，而不是光讲道理。
第三，设立一个比较影响广泛的权威翻译出版奖。我建议还是考虑把外国文学出版奖扩大一点，包括其他的社会出版，科技出版，是不是可以包括一些进去。在那个基础上扩大一下，它就好操作。
止庵（自由撰稿人）：
我今天作为读者，说一点对翻译书的想法。其实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翻译书，很容易把我们蒙过去，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只要求在读中文的时候，能让我看得下去，就是咱们过去说的“信”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大。有的中文看的时候读不下去。
刚才有一位同事说，现在的翻译者，跟过去的翻译者，最大的差别是在中文。我也是这么想的，过去的译者不一定外语非常好，但是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比较强。所以现在我觉得，作为一个比较低的要求，咱们的译者应该中文好一点，这样的话，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或者是类似的读者，能够接受，否则的话，就把读者都拒绝在外面了，这是我感觉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我个人感觉，信是必须要有的，达是尽量能做到，雅是求之不得。我自己写文章也是，我根本不谈翻译的语言，第一你没有能力谈，第二，你也不能对他做太高的要求。但是最低的要求，是能够通，咱们现在的译本，通都通不了。我想这样的翻译家，翻译者，他自己写文章，也是有毛病的。
第二点，我们现在有一个事情大家刚才都没谈到，关于台湾的译本的引进。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权宜之计，确实有很多好的题目人家已经翻译了。咱们这儿一直翻译不出来，就用台湾的译本，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个人认为，对于台湾的译本不要给予太高的评价。汉语的白话文，台湾是一个脉络，内地是一个脉络。台湾译本是用它的脉络，他们的语言习惯，我们的语言习惯跟他们不一样，在叙事方面不一样。再就是译名的问题，台湾自个儿有一套系统，他们有一套标准，我们有一套标准。现在这两个东西需要把它转换，这个工作必须得做。
第三个问题。刚才章社长还谈到了重复翻译，我觉得重复译本不能完全否定。这里面有区别，一种是有意识的，一种是无意识的重译。有意识的是为了提高翻译质量还是为了赚钱，这个我们先不谈。无意识的重复翻译，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翻译过了。新时期已经有好多年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报纸可以做一种讨论，到底咱们都翻译什么书了，到底还有什么重要的书没有翻译。大家现在集思广益，现在靠一个出版社，一个编辑的能力，可能做不到。但是可以靠大家做一个清理。
最后我谈一下，关于负责任的问题，实际上译者要负责任，编辑要负责任，咱们的专家也应该负责任。我经常看到专家主编的书，经常一本书里面，一个人，前后四五个名字，一会儿叫这个，一会儿叫那个，这个问题，不能怪具体的译者，他翻译有他的习惯，我觉得我们的主编也好，策划也好，你得各司其职，我们的专家，在担任这种工作时，应该更认真一点。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我谈翻译问题是外行，只是结合出版，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外国名著重译的现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些出于文化建设，文化积累的考虑，但是我想更多的重译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学经典，从它的著作权保护期来说，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不需要版税，成本相对比较低，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它毕竟是经典，经过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深受读者的喜爱，它是一个畅销书，它每年可以给出版商带来相对稳定的经济收益，我想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形成了这种文学名著的重复译本比较多。
但是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是三个需要，一条底限。一个是章社长刚才说的，有一些译本，尽管以前是很优秀的译本，专家的译本，他们是三、四十年代的，他们那个时候的语言习惯，和现在的语言习惯，由于时间的关系，的确需要更新了。还有一点，过去的译本有比较严重的漏译或者是误译的现象。第三，翻译上，有的比较重直译，有的比较重信，有的比较重雅，这种分歧还会存在下去。只要翻译存在下去，这种信雅的分歧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我个人觉得，这两种风格的翻译，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毕竟我们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有人喜欢看这样的版本，有人喜欢看那样的版本。这些都是应该在宽容的态度里面来接纳它的，但是要守一条底限，就是你后来的译本，至少不比原来的译本差。这是一条底限，对出版社的人来说，要把这个底限守住，如果你的新译本不如原来的译本，就没有必要重译，没有必要出版。但是现在我们的很多重译本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是从纯粹的经济效益着眼的，这必然就会形成一种名著重译的过多过滥。比如说《红与黑》有二十个版本，如果都有存在的价值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们的文化价值都不高。
怎么看待重译的现象，我讲几点疑惑和建议。第一点，我们的译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公认的定本，至少是阶段性的定本。比如说朱生豪先生的莎译，杨绛先生的《堂吉诃德》，对这些定本是否还有重译的必要。第二个问题，出外国文学名著这样的团队，是不是要有一个资质准入制。有的出版社，如果连一个外文的编辑都没有，你完全依靠社会力量来组织翻译作品的出版的话，是不是靠得住，这是非常可疑的。第三，对于从事翻译工作的个体来说，是否也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资质准入的门槛，绝对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懂外语的人就可以从事翻译工作的，翻译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我们有一些懂外语的人，他的文化能力很差，这和我们的教育体系也有关系，我们的外语系就是只教外语。第四点疑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我们还能说有一些职业翻译者，或者是翻译家。现在要我们说谁是职业翻译者，好像说不出来。有一些好的翻译，翻译工作是他的业余活儿，他的主业不是翻译，这就很难出翻译家了，这是什么原因。第五个，我觉得在译文上，门户之见的东西恐怕也是存在的。搞语言的和搞专业的怎么交融的问题。某某某在这个专业上很有影响，很有造诣的，但是在我们这里面就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德语界不认识他，或者是英语界不认识他，他不是专业学德语的，但是他在那个领域里面是有造诣的人，这种门户之见怎么打破，怎么交流，这恐怕也是我们提高翻译质量需要关注的一点。
最后一点，这种重复译本过多，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你想改也改不了，你不让他出也做不到。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刚刚大家说了，比如说要强化这种激励机制等等。这的确要作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来考虑，怎么样通过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强力推荐优质产品，优质译本，淘汰劣质的译本，帮助读者进行版本的选择。现在这个工作做得不够，面对同样的一个选题， 20个版本，读者选什么？我们读者自觉的去选，他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就只有依靠专家，怎么样运用一种学术法则，或者是市场法则淘汰劣质的或者是平庸的译本。这个工作现在越来越突出，不光是译文的问题了，在中国文学的出版里面，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四大名著》有多少版本，就是说，怎么样帮助读者选择版本，可能会成为媒体和管理部门、专家学者将要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非常突出的任务，这个任务解决不好的话，其实是很害人的。
杨德炎：今天，我们专家们讲话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质量、品牌、责任心、困惑，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请这么多的媒体朋友来呢？我想媒体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群体，在宣传上，力度上，现在我们的书，有媒体的朋友在这里面发挥监督的作用，促进翻译在质量上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