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
第1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前夕,首都出版界、学术文化界和环保界人士聚集和敬府宾馆,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人与自然》杂志及同名文库进行了座谈。 人与自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自人类脱胎于大自然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既有过和平友好,也有过残酷冲突。伴随着自身能力的增强,人类似乎越来越凌驾于自然之上,但自然界的报复和反击也由此激烈起来。 《人与自然》杂志及同名文库关注的就是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主题。杂志高扬环保旗帜,呼唤人们“学习自然、珍爱自然、感悟自然、享受自然”,以精美的图文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人与自然文库”一年多时间内出版了11种图文书,领头作品《我的野生动物朋友》风靡书界,总印数达25万册,在读者中掀起了一股“蒂皮热”。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不但就杂志和文库进行了研讨,还就自然审美、环境保护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在此,我们摘要发表座谈会的发言,以期对关注环保话题及相关出版物的读者有所启发。
宋木文(中国版协名誉主席、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我平时看刊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工作需要,一种是喜欢。《人与自然》属后一种。里面的图片、文字、话题引起我的兴趣,我喜欢看,看得下去,看得有味道。有时杂志给别人拿走了,我还要找编辑部补回来。像手上最新的今年第9期,既关注到世界遗产保护等重大问题,又注重微观、局部的选题。《无情的情人——螳螂的秘密世界》,文字深入细腻,图片很美很有趣。螳螂我们从小就见过,但对它的习性和生活并不熟悉。作者把它生活的细节做了显微式的放大,让我对这种昆虫有了了解,也引发出对许多常见生物的好奇。
刘硕良同志在“漓江”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难度很大,结果做得很成功;后来办《出版广角》,办出了全国一流水平,许多出版人包括我都乐意为他撰稿;近两年又在云南闯出了新天地。《人与自然》杂志可以说站住了脚跟,有了相当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我见到何学惠社长常常会谈起这份刊物,还想到一副对联:“何学惠慧眼识人才,刘硕良老将创新业”,横批是“马到成功”。
伍杰(中国版协副主席、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
孔夫子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现在可以加上一句:衣食足而后知环保。当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以后,对环境的关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成为时代的需要。《人与自然》杂志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诞生可谓生逢其时。当初刘硕良筹办这份杂志时,我感觉很难办,因为相关的刊物有了不少,《人与自然》要办出特色来并不容易。两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看到《人与自然》这个两岁的孩子长得很好,很可爱。它把自然、社会、人文科学融为一体,内容涉及面广,图文并茂,形式活泼,图片精美,文字生动,知识性和可读性兼具,读起来不专不散,却又专又散,有一定的专业深度和宽阔的视野。
陈为江(中国版协常务副主席)
人与自然是国际上备受关注的大话题。国际上有关这方面的出版物不少,我国也在跟上。《人与自然》出版仅两年,但起点高,发展快,选题、图片、内容都在日益精进,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这个基础上要注意吸收国际同类刊物的经验。比如美国《国家地理》在题材的挖掘和图片的拍摄、选取方面便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他们的记者、科学家为了追踪一个选题,几年甚至几十年与动物相处,将青春献给了自然。《人与自然》要努力与国际接轨,争取做到与美国《国家地理》、我国台湾的《大地》等著名杂志相媲美,争取打入国际市场,让各国引进我国的版权。相信《人与自然》会是中国9000多种杂志中很有希望的一种。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首先我要转达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中国版协副主席、中国书刊发行协会会长杨牧之同志的祝贺。他衷心祝贺云南教育出版社和刘硕良同志创办《人与自然》杂志所取得的成功。
两年前听说刘总去云南办《人与自然》,我担心他在这个领域没有办刊资源,担心他会遭遇滑铁卢,现在看来不是,而是打了一场漂亮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刘总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师,他给过我很多指导。从他和他所办的杂志上,我总结出两点,一是细节即品质,刘总对出版各个环节的要求都很严格,细节处理得很好,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二是刘总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他非常勤奋,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狂。如果要用一两句话来评价他和他的事迹,那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和“功夫不负有心人”。
张泽青(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助理巡视员)
杂志编辑部巧妙地抓住机会,引进《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等一系列图书,把出版资源挖深挖透,并善于利用传媒包装自己,从而提升“人与自然”这个品牌,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份上好的精神食粮。建议今后拓展出版形式,争取做少儿版,做电视专题片,在书刊互动的基础上再与电子音像出版物进行互动,把品牌做得更大更强。
李频(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期刊研究所所长)
《人与自然》取得的成绩,提出了一个问题,开创了一条道路,回归了一个原点。
“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个出版人的生命创造年龄到底有多长。近些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不少老出版人在退出原来岗位后,继续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年届70的刘硕良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开创了一条道路”,指的是《人与自然》杂志拓宽了教育社办刊的路子。它不同于教育社通常拥有的教辅类和学术思想文化类刊物,完全依托市场开辟生存之道。
“回归了一个原点”,指的是《人与自然》不同于一些过于看重营销而忽略内容的杂志,它遵循大众期刊“内容为王,创设梦境”的办刊规律,回归到了原点。大众刊物就是要通过优美的内容创设梦境,帮读者做梦。如果用拍电影的手法来比喻,那么人与自然是梦的主题,精美的图片则是做梦的材料,读者梦醒后产生的是对人类的喟叹和思考。
陈俊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业大学教授)
一本生态杂志办得这么大,这么灵活,这么广为大众喜爱,可谓别具一格,煞费苦心。
生态学不是一门简单学科,它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生态综合性表现在它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也就是说既是生态的,又是文态的。人存在于自然中,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即使得益于一时,最终也会失败。生态与文态并重才能保证整个文明的延续。
中国是个山地国家,国土70%是山地,人要富裕,山一定要“富”。如今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实施退耕还林的政策,非常英明,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很复杂。过去曾有领导提出动员东部的人采集树种支援西部的植树造林,想法很好,但是不符合科学道理,因为植物的适应性有限,东西部地理气候的差别会对植物的繁育产生很大的影响。生态工程是很复杂的,它既是自然科学又是社会科学,还涉及到艺术,如果政策稍有失误,花好多年时间都纠正不过来。最怕的是某些决策者抓住一个新名词新口号还没理解清楚,便机械地模仿推行,甚至为了彰显政绩把事情做过了头,盲目追求表面的东西,忽略了科学规律和实情实效。
《人与自然》今年第4期发表上海《文汇报》记者洪崇恩采访我的文章,题目是《城市园林绿化的目标是生物多样性》。应该说,生物多样性是城市园林绿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维护生态平衡和实现长远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城市园林绿化要用自然植被,用人工改造后的原有植被,用野生植被。但是目前中国城市园林绿化中满眼看过去几乎都是洋花洋草,养护费用很高,并使得中国正变成园林应用种类少量性的典型。国外的城市,像伦敦、巴黎、汉堡、旧金山、东京等,树木花草的种类能达到2000~4000种,而中国较大的城市包括北京大约是400种,上海最近通过努力也才达到800种。原因很多,一方面是由于园林设计与苗木供应之间的脱节;另一方面是一些主事者认识片面,只求大色块、大草坪,造成品种单调。
还有就是提了20多年的国花、国树、国鸟的问题,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有国花国树,中国是惟一没有做出正式选择的大国。我认为这不应该,中国地域辽阔,可以选出两种代表南北方的特点,我的意见是国花可以选梅花、牡丹,国树选银杏和樟树,国鸟选丹顶鹤和喜鹊。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这本杂志没有单纯说教,而是将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和科学教育有机结合,通过审美打动人的情感,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同时大众媒体的介入对于环境保护也十分重要,像《南方周末》、《焦点访谈》一些报道对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能及时起到警醒和遏制的作用。建议《人与自然》也要关注周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选择专题进行深入报道。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环保类杂志不少,但有影响的并不多;科普类的杂志声势大,品种也多,但销售量大的就不多了。而云南教育出版社做得比较出色,比较成功,在出刊出书两方面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人与自然》杂志图文并茂,让读者在欣赏、了解、接近大自然的渐进过程中获得很多正需要灌输的观念,在科学普及、文化传播、环境教育方面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现在市场上有关自然的图文书渐渐多起来了,但定位能像“人与自然文库”这样独到的绝无仅有。
卢风(清华大学教授)
保护自然环境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今日的主流文化是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所支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与环境保护根本冲突的。如果不改变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就不可能遏制污染,维护生态平衡。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要求人们承认非人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要求人们关爱自然,这是很高的道德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尚且缺少关爱,人与人之间为种种稀缺资源而你争我夺,环境伦理还要人们去关爱自然物,岂不可笑?但从纯理性的角度看,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又决非仅出于少数倡导者的仁慈,它有其深刻的学理依据。为何会有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与它在现实中的苍白无力之间的矛盾呢?症结似在人的难以改变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不经济性的办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例如,造纸厂污染了河流,给渔民造成经济损失500万元,但这没有计入造纸厂的生产成本,造纸厂能获利,损失由企业外的渔民承担。这就是外部不经济性。如果通过立法把造纸厂造成的外部损失加在它的成本上,它就会像追求企业利润一样去注意减少污染。
我们在进行环境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完全寄望于人们道德觉悟的迅速提高。环境道德教育须与市场机制、政府治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实效。一方面要普及生态学和环境伦理知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一方面要通过市场和政府的联合作用,使人们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保护环境。
生态学的问世应是一场科学革命。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不再是纯粹分析性的了,而是高度综合性的,它不仅要求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知识和方法,还要求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知识和方法。可惜,生态学至今没有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因为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仍是分析性、宰制性的科学。
于希贤(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古代的资源值得继承的东西是不少的,像云南不仅生物资源丰富,还有《滇南本草》这样颇具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化经典传世,希望《人与自然》在引进国外优秀资源的同时,对本土资源中的原创精华给予足够的重视。要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把视野放宽。
刘华杰(北京大学副教授)
杂志最终要与读者互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结合,办得活跳起来,受众才能多起来。而这涉及到传统与科学观的问题。拥有悠久历史的博物学传统早已被数理传统所取代,而科学是由博物学传统发展起来的。我认为博物学传统不会消亡,还可以发展,应该予以倡导。我国古代许多学者都是博物学家,如沈括、徐霞客、朱熹等。《人与自然》在这方面做点工作,相信会很有价值,也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好处。
田松(北京大学博士)
记得曾经有人问过著名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尼·古道尔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香蕉只剩下了一只,你会把它给黑猩猩还是给人类?古道尔的回答比较圆通,她说,分成两半,一半给人类,一半给黑猩猩。人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因为再不保护很多物种就没了。释迦牟尼强调“众生平等”,云南传统的纳西族人对大自然一直怀着庄重的敬畏感。可是,总的说来,人们太过强调人的权利,事实上,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权利,大树、猴子等等动植物都有自己的权利。它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山林中,同样是这个星球真正的主人。我想,对上面的问题,古道尔内心深处的答案一定是:把那只香蕉给黑猩猩。因为人的权利太多了,已经没剩下多少给其他生物。有一句口号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句“地球上不只有人类”。要完成这种观念的转化,我认为重要的不是教育百姓,而是教育官员、教育领导。《人与自然》杂志和文库可为的空间太大了。
赵欣如(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整个环保工作,教育是第一位的。怎样进行环保教育?我认为科学态度、科学知识与人文关怀都不可忽略。我们第一要尊重自然,第二要尊重社会,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做好环保工作。近年来不少参与式的户外环保主题活动,如观鸟爱鸟、辨认野花野草等活动很有生命力。建议《人与自然》引导普通百姓读者来读刊并且亲身体验、参与环保活动。
唐锡阳(环保专家)
我三次游览张家界,第一次去时把张家界喻为村野姑娘,清新自然,不加粉饰;第二次去发现它开始梳妆打扮,涂脂抹粉;而第三次见到的张家界就如同都市少妇,很多自然的本色消失了。要改变当前环境保护的现状最根本的是要改变思想观念,类似“败家子文化”、“暴发户文化”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既要学习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也要学习当代西方的生态文化。《人与自然》杂志要结合现实突出地宣传绿色文化、绿色思想。
郭耕(环保专家)
每期《人与自然》翩然而至,我都有一种要约会朋友、要开启情书的感觉。它是一位能使你“益智怡情”的朋友,是一封满足你“探秘寻幽”心怀的情书,它打开了一扇窥见野生动物的窗口。我曾经到国外考察学习,看到国外关于动物的图书种类繁多,而国内却很少,“人与自然文库”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
徐刚(作家)
我这两年为编辑部写稿,最有感触的是《人与自然》的编辑作风严谨认真,他们尊重作者,尊重作者的劳动果实。我写的东西,他们改动很少,不像有些编辑部对作者的作品乱修乱改,这一点让我很感动。现在能拍好照片的人很多,但写出的文字却不够经典不够漂亮。图片要精美,同时美文也很重要。作为《人与自然》的作者和读者,我希望它更加厚重一些,对有些主题可以做得更有深度,如到处建设大坝等问题,需要从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角度深入进行观照、反思和前瞻。要把思维牢牢扎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又与世界先进的潮流保持一致。
金涛(作家)
《人与自然》成功的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科学的启蒙,历史的启示,人文的震撼,美的感悟。这种风格不要轻易动摇。杂志关注环保,但主要在理念和意识层面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并不直接承担具体的环保任务。人与自然是个美的话题,也是个沉重的话题。目前《人与自然》有通体的美,又有一定的现实感,分寸把握得很好。
白烨(文学评论家)
《人与自然》的编辑们不仅仅是在办一本杂志,而是在倡导一个认识自然、回归自然的方向,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其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叶廷芳(文学翻译家)
我认为这本杂志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人文价值,二是科普价值,三是审美价值。杂志所用图片精美漂亮,文字优雅,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人以美的享受。杂志编辑人员工作细致入微,我曾经为这本杂志写过一篇武当山的文章,因为天气原因当时没有拍到满意的照片。但杂志出版后,我意外地看到他们为我的文章配上了精美的图片,十分高兴。现在这本杂志已经成为我放在案头经常阅读欣赏的读物。
李清治(国家环保总局官员)
《人与自然》杂志起点高,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建议今后在保持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警示性的内容。一般来说,人都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才会比较关心。希望《人与自然》能适当反映反映农村的生态保护。
李青松(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公室副主任)
我认为云南教育出版社和刘硕良先生以及他的同事在干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惊天动地的,但可能比“种树”更重要。他们编辑出版的《人与自然》杂志和同名文库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很多人的生活,甚至影响着我们退耕还林的决策和政策的完善。
现在我国的林业建设已经由过去以砍伐森林为主的伐木时代进入到全面的生态建设时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退耕还林。退耕还林对我国城市特别是乡村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自1999年这项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启动以来,到现在已经退耕还林1.08亿亩,到2008年要达到2.2亿亩,届时整个工程区的林草覆盖率将会随之增加,生态效益明显显现,农民生活方式也将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的生态建设有三个目标,即森林覆盖率到2010年达到19%,2020年达到23%,2050年达到26%。
我认为,一、《人与自然》杂志应该关注特殊自然条件下老百姓的命运,尤其是媒体极少投注目光的林区、沙区和山区等地的百姓,他们的生存、生活状况如何,出路怎样,因为,判断中国的发展最后是不是成功跟这些老百姓的命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关注中国高层对自然的认识以及重大工程的决策背景。三、关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就是找出生态保护与发展经济的最佳结合点。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是更硬的道理,《人与自然》应该倡导这样的理念。
《人与自然》在难以避免的世俗冲击下,要戒浮躁,忌浮华,坚守风格,坚守理念,相信长期坚持,必有成效,就像造林绿化一样,不仅要空间分布,还需时间积累。《人与自然》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告诉每个中国人,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毁灭生态为代价,绿色与现代人的生活相伴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