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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在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
历年来，高考“事件”不断，高考成为了众矢之的，人们纷纷痛下针砭，甚至炮轰高考成为了一种“注意力经济”。而今年9月，是“费滢事件”。
费滢为南京金陵中学的高三学生，去年在由《美文》杂志社和中华少年文学网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大赛”中，她以一篇《平台》斩获大赛金奖，其后，该文入选现行全国中学语文高三统编教材，然其高考作文竟然被评卷老师只判为“25”分。中科院数学院士做小学数学试题不及格、知名作家做高考试题不及格、中学老师跟自己教的学生一起去参加考试，居然只能处于班级的中下水平。作为目前惟一的通向高等学府的通路，高考究竟选拔和输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而我们的高等学府，究竟需要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中国高考改革已酝酿了很多年，虽然考试的内容和方式有不少改革，但真正意义上的“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即今年22所大学的5％自主招生刚刚起步，正处在如何建构一套素质教育体系下如何考评和选拔人才的机制的紧要关头。黄全愈的《“高考”在美国》或许会引发一场教育界、学界关注的讨论。
■旷新年
科举制度的现代性
公正成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尽管由于制度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因此相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说，高考制度已经漏洞多多，尤其受到权力和金钱的侵袭和腐蚀，同时，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然而，高考制度由于具有较好的制度性，所以，高考制度表现了较强的免疫力，称得上是公正的孤岛。当农村那些贫穷的孩子能够通过高考的通道而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的时候；实际上，它不仅只解决了那些农村孩子具体的出路问题，而且对于当前社会严重的不公正具有巨大的精神治疗的作用，它使得弱势群体不是沉沦于绝望的深渊，而是怀有希望、梦想和进取的动力。如果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是一种讽刺，如果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沉落者们不满的药剂的话，那么，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说法则多少具有相对的真实性。
文革时期，为了达到某种理想，创新制度，废除了高考，采取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不正之风和对于公正的扭曲。许多人曾经说，1977年恢复高考重新恢复了中国人对于公平的信心。
文革结束以后，“反对平均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反对平均主义”径直通往了反对平等和主张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所谓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这种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外力操纵和扭曲的竞争是一种真正“完全的竞争”。如果让一家乡镇企业和一家跨国公司去竞争，这种竞争并没有多少实质的平等可言，在竞争中失败的乡镇企业也并不心服口服。然而，让一个贫困的农村孩子和条件优越得多的城市孩子参加高考竞争，农村孩子不仅从来没有抱怨过这种竞争的不公正性，而且往往通过刻苦勤奋胜出了比他们条件优越得多的城市孩子。通过高考，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也为“特困生”敞开了宽阔的大门。如果从整体的社会效益而不是从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来看，公正的制度产生的是最大的效率。现代文明是一种以平等为取向的文明，但是同时也是充分尊重差异性的文明。差异性和不平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主张平等并不是要扼杀个人的才能，而是保障每个人获得充分发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今天反思科举制度，并不是要反对客观的选择人才的制度，而是应该建立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
反素质的“素质教育”
上个世纪末以来，“素质教育”成为了很容易误导人的时髦概念，“应试教育”则成为了贬低传统教育方式的名词，就像许多人仅仅只用“封建主义”四个字就把中国传统否定掉一样，有些人仅仅用“应试教育”四个字就想把传统的教育方法否定掉，有的人以为取消了考试就是素质教育了，有的人以为素质教育意味着吹拉弹唱。于是，就像人民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一样，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管理手段被宣判为过时之物，就像大跃进大炼钢铁一样，中国的独生子女们都普遍学起了钢琴。钢琴考级和参加奥赛成为了一条新辟的高考捷径，因为钢琴考级和奥赛成绩最后都折合成了分数，原来的业余爱好纳入了应试教育的狭窄轨道，导致了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异化。社会越来越数量化，越来越使用单一狭隘的标准，越来越鼓励工厂化的产品，越来越忽视和失去质的维度。所以，所谓“素质教育”并没有打破“应试教育”，拓宽教育的道路，丰富教育的内涵，而是使教育的概念日益狭隘。
素质教育不仅重视知识传承，而且重视创造性思维。同时，相对于重视专业训练来说，素质教育是个人才能的全面发展。中国的中学教育具有相对成功的经验，重视对于学生基本知识的传授；但是，相对而言，对学生的创造性激励不足。这是与中国漫长的家长制传统和专制思想传统有关的。但是，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重视基本知识的传授并没有什么矛盾。
素质教育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而是依赖于社会环境，是一个与社会基础密切相关的水涨船高的事情。因此，它与、社会的人才选择机制、标准和倾向密切相关。在一个还处于劳动密集型、廉价劳动力低端产业为主的国家，对于创造性人才的需要就不是那么迫切，实现向素质教育的教育目标转向也不太可能。
反教育的“教育产业化”
近年来倡导的教育产业化把教育视为消费，违背了现代教育的原则，伤害了教育的基本精神。教育是关乎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百年大计。如果将企业尤其是商业的原则应用于教育，不仅是对于教育精神的严重背离，而且是一个民族自掘坟墓的行为。教育和企业的目的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企业可以破产，然而一个民族是不能破产的。一个企业可以追逐眼前的利益，但是一个民族不能以追求目前的利益为己任。使一个民族能够存在下去的是多种因素，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民族的认同，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而不是短暂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所谓“内需不足”本来就是产生贫富差异的直接后果，而通过教育产业化来“拉动内需”只能是南辕北辙，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教育产业化不仅只带来暂时的社会问题，而且将导致中国未来的社会结构产生病理性的变化。教育产业化使当前不公正的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并且稳固化，抑制了社会分层的流动，使广大下层丧失了进入精英阶层的可能通道，使社会的资源分配越来不公正地越集中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越来越成为一个固定的垄断结构，社会上层和下层犹天壤之别，上层社会听不到下层社会的声音，下层社会永远失去了上进的出路，因此阻隔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流和流动，这不仅对下层社会是不利的，而且对于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说也都是不利的，它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费振钟
中国的高考制度，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死结，大家都想去解开它，可是它越绕越紧，死死纠缠在一起，让人颇有束手无策之感。究竟难解在哪里？各种议论很多，却莫衷一是。以至于每年高考结束后人们都会产生新的疑问，并期待在明年出现新方案。这里面最突出的无过于提出所谓素质教育，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高考面临的困境，但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而且很快落入到要不要高考这样无意义的争论当中。我并非教育中人，也不从事教育研究，除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参加过高考留下点印象外，直到今年我的孩子参加高考，尝到高考的痛楚，才感同身受，对中国高考隐含的危机产生了深深的惊惧和惶惑。两个月过去了，这样的心情仍然不能缓解。
因此，看到了黄全愈谈美国高考，立即就有了许多共鸣。为什么在人家那里考试早已不成其问题，而在我们这儿考试却偏偏问题严峻到无法解决的地步？黄全愈先生是不是做比较教育的，我不太清楚，但他有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在美国读书，这就多了一层直接而感性的材料，怎么样考评人才对教育及教育对象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效果。
从黄先生的细致的叙述和比较中，我似乎看出问题简单极了，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为什么考试？这当然是个老问题，但我们并没有深究，或者还缺乏深究的条件和勇气。与美国的高考相比，中国高考的种种问题和弊端，都和“科举”的背景思想有关。《“高考”在美国》列举美国高考的做法，虽然多从技术层面上展开，但透过技术操作，我们能够清楚发现在美国的教育中，高考的需要和目标，是按照社会设计的理念而确立的，它是为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为了适应和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它具有多元开放性，因而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平合理性；而社会进步作为最高原则，又在其中规范着它的实际操作，使它更为具有社会公共性和参与性。
而科举“举士”，应考者则以应试为进身入仕的途径，一方是需求方，一方是属于“稀缺资源”的被需求方，规则完全由一方制定，那么，无论在选拔上怎样“公平”，无论怎样让应试者“平等竞争”，都不可能具备真正的社会公共性和参与性。所以，表面公平、平等的中国高考，恰恰掩盖了实际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这么多年以来，中国高考出现的不合理不合情诸多弊端，都与此点相关。
说到我的孩子费滢今年高考的遭遇，我感到郁闷痛楚需要一吐为快的原因，并非仅仅由于她的作文没有得到应有的分数，更非仅仅由于阅卷者偏见深、水平太差，或评判标准僵硬失当，而是在更大的不公平之下被“科举”的理念所戕害。费滢滢无疑是个富有创造才能的孩子，这一点有她的实际表现作证明，她希望追求知识和个性发展，这是她参加高考的目的，也是她被高考拒绝的原因。她试图通过公布自己的高考作文，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重新评价的努力失败了，在媒体大量报道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教育部门官员或大学校长表示对这个优秀高中学生的关心，这种视而不见的冷漠真正叫人寒心。因为在掌握高考权力者那里，费滢滢这类学生无论怎样优秀都无足轻重，他们要维护的只是一个僵化的模式，而对在人的发展意义上的公平如此冷漠无情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的孩子作为个体，她在经历了一场高考后何去何从，其实并不重要，我的疑惧不安在于这样的中国高考还要进行多少年？什么时候中国的学生们才拥有黄全愈先生的孩子黄矿矿一样的幸运？否则，走不出怪圈的中国高考，给教育带来的危机将弥远迷深。
■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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