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丹皮尔（1651－1715）的《新环球航海记》（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1697）并非是第一部英国人关于中国的真实游记，但它却是最早出版的一部，开启了18世纪航海文学这股洪流的闸门，并对笛福、斯威夫特、柯尔律治等均产生重大影响。
丹皮尔不到20岁即成为一名水手，22岁时曾到牙买加管理其邻居的农场。但不久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就在美洲海域干起专门抢掠西班牙人的营生。
1678年他回到英格兰，次年又赴西印度群岛。他本想在那儿从事木材贸易，但很快改变主意，加入到一个国际的海盗集团当中，成为西印度群岛海盗的一分子，直至1791年结束海上生涯回国。在这十几年里，他从美洲“转战”亚洲、大洋洲，而且在1687年还到过中国的台湾省、广东省附近岛屿。
《新环球航海记》从1679年丹皮尔离开英格兰写起，直至1791年回到英格兰结束，共分20个章节，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在第15章，标题为“他到达中国沿岸的圣约翰岛（I. of St. John），到达台湾岛旁的皮斯卡多尔群岛（Isles Piscadores near Formosa）；以及台湾岛与吕宋岛之间的巴希等岛屿，即橘子岛、蒙矛斯岛、格拉夫顿岛、巴希岛和山羊岛”。当然，这些“洋名”是大航海时代西方人所起，今天应该另有汉名。好在本文集中讨论的是早期英国旅行者塑造的中国形象，并非研究地理学的文章，因此其地名的沿革我们这里就避而不谈了。
1687年6月25日，丹皮尔航行至中国海岸，在离广东南部不远的圣约翰岛上岸。航海记对该岛屿的地理、风物等作了总体描述后，把目光转向了岛上的人：
“该岛的居民是中国人，是中国皇帝的子民，此时归顺鞑靼人。中国人一般是个子高、不魁梧、瘦骨嶙峋。他们长脸、高额、小眼睛、有个中间耸起的大鼻子。他们小嘴巴、薄嘴唇。他们皮肤呈灰色；头发黑色。胡须稀而长，因为他们把毛发连根拔掉，只让几根零落的胡须从脸颊长出，但他们却引以为荣，常常梳理，有时还打个结，而且他们的上唇的两边还有两缕类似的毛发往下长。中国古人曾经非常珍惜自己头上的毛发，让它尽量生长，神奇般地用手往后理，然后把辫子卷起在发夹上，最后把它抛到脑勺后，男女都一样。”（《新环球航海记》，1797年版，第426－427页，以下引文均出自该版本）
丹皮尔俨然是个人类学家，如此不厌其烦地描写中国人的体貌、发式，显然是给刚刚传到欧洲的满清占领者在中国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作说明。满清的突然入关占领整个中国，在当时的欧洲引起巨大反响；而且他们非常不解，马可·波罗、耶稣会士笔下如此强盛的中华帝国怎么一夜之间就被区区几十万之众的满族给征服了呢？丹皮尔40余年后（在当时通讯极为不便的情况下，40年前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新闻了）踏上这块土地，作为目击者愿意把很多笔墨撒在中国的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上，也就可想而知了。
接着，中国人从头到脚的服饰一一得到描写，重点是与西方人不同的装束，如男人不戴帽，用阳伞；衣裤宽松，不穿袜等等。从中国的鞋子，写到女人的裹小脚，当然关于中国女人小脚的记载，远非自丹皮尔的“航海记”始，但他对这种“非理性的习俗”形成原因的推测却有些新意：
“他们对此习俗的喜爱是男人的策略，让女人呆在家里，以防止他们到处闲逛、传播谣言。”（408）
小脚确实限制了她们行动的自由，难以长途跋涉，但根据我的早年观察，似乎并不影响女人串门聊天，而且正因为行走不容易，她们也许还要多聊一会儿呢。当然，从好的方面来说，当时的女人更安心于家庭，她们很多人的针线活都修炼成了艺术。
中国的瓷器、陶器、漆器和丝绸同样得到了赞美，成为中国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证据。他还惊诧于中国的穷人都能喝茶。茶在中国是普通饮料，而当时在英国却是昂贵的“舶来品”。丹皮尔还很难得地赞美了中国的造船艺术，但他不是传教士，并非“一路凯歌”地赞扬中国，他同时指出中国人好赌、狡猾等恶习，而且居住条件恶劣：
“房屋周围分布着大量肮脏的池塘，池塘里养着鸭子；房屋又小又矮，屋顶用稻草覆盖，屋内家具简陋，而且破烂不堪。据说广州城内大部分的房子也是这种状况。”（410）
这艘船只停靠这个外海岛屿时，当地的中国官员还两次登船接见了英国人，询问了他们的情况，给他们送来了补给。英国人与中国人的直接交往，这可能是最友好的一次。英国人并没有提出扩大与中国人直接贸易这样的“非分”要求，从该航海记来看，他们仅对中国官员的服饰与官职的对应标志感兴趣；而中国人此时并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后乾隆时代那样的对英国人深怀戒心。在离开该岛前：
“里德船长把一把西班牙产的银柄双刃长剑、一支英国的卡宾枪和一条金锁链作为礼物送上岸交给总督大人。当官员上岸时，三声礼炮齐响。下午，总督又派同一官员来，感谢船长的好意，并许诺在我们离开之前给予报答。”（420）
英国船只继续沿中国海岸行驶。丹皮尔对于另外一些岛屿的地理、风物、房屋、人种、饮食、语言的描写不厌其烦，这显然与本书开首的敬献对象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相一致。在作者看来，航海记不像小说传奇，增长大英帝国的世界知识要远重要于普通读者关心的“可读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与西方人迥异的中国习俗，如中国人吃动物内脏、昆虫等，丹皮尔一般是就事论事，最多加一句自己的感受，而半个世纪后的安逊就把它们与中国人的特性联系在一起了。
关于中国的宗教，丹皮尔并不像当时的耶稣会士那样对中国的儒教倾注热情，而是对中国的商人、渔民对庙里的一些偶像顶礼朝拜不以为然。有一次，一位农民把他骗到森林里的一个破旧的佛龛前，要他朝拜，遭到他的拒绝。这也使丹皮尔坚定地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原来是荒谬的偶像崇拜”。中国之大，台湾、福建、广东沿海一部分人的宗教活动何以能概括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看来，以小见大是很容易走向以偏概全的。
当然，他对当地的观察常常并不停留在表面：
“我从未发现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有权利；他们似乎人人平等：每个男人只是自己家庭的主子，而子女们尊敬他们的父母。但是，他们也许有些法律或习俗来规约他们。”（432）
不管丹皮尔所描绘的是否真实，有一点是明显的，即他作为欧洲人看东方，到了关键时刻，就脱不了文明人看野蛮人的窠臼，只是中国近海的这些岛屿居民很像17、18世纪时所谓的“高尚的野蛮人”（Noble Savage）罢了。18世纪的英国作家哥尔斯密把游记按照优劣分成几个等级，说最坏的游记像测量员的报告，只记载那些山有多高、河流有多长、花草结什么果等等枯燥的数据；而较好的游记是不仅记载地理、风物，更重要的是要关注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及其习俗、文化。从哥氏的标准来衡量，丹皮尔的航海记应该属于上乘，因为它两者不偏废，比例较适当，而且还写出很多新意。若从他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来看，虽然不乏一些贬词，但我们还不能把他放入中国的排斥者一边来看待，当然他也不属于中国的热情仰慕者，如果一定要归类，也许“折中主义者”是个较合适的名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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