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但他依然乐观地认为，在当前的语境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使得比较文学既保持自己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学科特征，同时又不至于在众多学科的冲击下全然解体。为此，他向出席论坛的100多位听众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主题演讲者、曾担任北美现代语言学会主席的现任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英文和比较文学杰出教授希利斯·米勒。
在当今的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堪称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型批评家，这一点不仅为他在早年的现象学“日内瓦学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证实，更为他在70年代以“耶鲁学派”解构批评的重要代表之身份在北美批评界产生的重大影响所证实。确实，与一般的“在野”批评家不同的是，米勒的地位不仅得到圈内人士的承认，同时也受到广大东西方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同仁的认可。同时，尽管他在学术上素以激进著称，但他那温和宽厚的长者风度又使得他能很容易地就为各方面的人士所接受。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这两件事实中见出端倪：其一是80年代他曾以解构批评的重要代表之身份在强手如林的北美现代语言学会年会上击败对手，登上主席的宝座；其二也就是他于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国际文学理论学会成立大会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被来自五大洲11个国家的代表一致推举为首任主席。当然，米勒与那些一生极少著述却热衷于学术活动或学会事务工作的学术活动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所获得的如此殊荣完全凭借他本身的学术实力和他的批评思想和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他的发言题为“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首先，他对当今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泛文化”和吞没文学研究的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但他更倾向于认为，比较文学在当今的危机主要体现在语言上，或者更确切地说，体现在文化的翻译上，也即在有着几千种语言的当今世界，英语的霸权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美国，无论研究何种国别文学，首先必须将其翻译成英文。但是作为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学术大师，米勒始终认为英文并非万能，以英语来代替任何其他的语言都不可能把一种国别文学研究深透。他甚至从在一般人看来仅有着细微差别的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中也指出了众多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更何况是将一种居于欧洲传统以外的文学译成英文了。
当然，他的见解立即得到了英籍中国学者赵毅衡教授的回应。这位早年在国内攻读英美文学后又在美国攻读比较文学的华裔学者，现在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他从自己的长期教学研究、著述和翻译经验出发，认为中国人在近百年来一直在谦虚地学习几乎西方的一切，但作为西方人，他们的义务只是向落后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人民传播自己的知识及价值观念，或者居高临下地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或引证中国的实践，这显然造成了中西学术研究领域内的不平衡状态。他认为中国有许多东西完全可以输出并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学术研究，因此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
确实，如两位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学科内存在着一种语言的危机，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此可以否认比较文学的存在价值呢？显然不是。主持人在评论中指出，毫无疑问，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学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向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文学中的反映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文学研究者对此的关注并没有必要仅仅停留在对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抱一种敌视的态度，更为可取的倒是，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一个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不应当回避，而应当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崛起为比较文学学者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和阐释，我们也许能够提出一些积极的策略。这样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所导致的后果并不会加剧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的对立，反而倒会促使它们共存乃至达到互补的境地。这样，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和共融的和谐关系。担心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倾向会无限制蔓延是没有必要的，反之，认为文学研究的不合时宜也会导致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萎缩。所谓返回比较文学的“
本真性”在当前这个时代实在是无法实现的。一个有效的策略倒是将比较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从文学现象出发，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文化透视再返回文学现象的文化阐释。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积极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