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赛沙究竟何许人？查阅公开出版的拜伦书信和日记，我们都找不到关于赛沙情况的记载，一般研究资料对此也是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语焉不详。比如安德烈·莫洛亚那本著名的《拜伦传》就回避了这个问题，日本传记作家鹤见礻右辅的同名传记中也只有这样一种存疑的说法：“《赛沙组诗》都是哀艳凄断、感人心脾的悼亡之作。……是为谁而写的呢？到今天还隐藏在神秘之中。”（P97）中国学界对此问题也很少探讨，即使偶尔涉及到此，也持与鹤见礻右辅大致相同的观点，如拜伦诗歌的主要译介者之一杨德豫先生在《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及《拜伦抒情诗选》中就都以注释形式表达了类似意见，他认为，这些诗“都是为哀悼作者早年的恋人赛沙而作的，通常被称为‘赛沙组诗’。赛沙的身世，她和作者交往的始末，都已难于查考。从这几首诗的内容来推测，他们相恋当在作者去东方游历（1809年）以前。赛沙卧病直到临终，作者都不在，大约是去东方未归。”说到底，赛沙是谁似乎仍是一个谜。20世纪后半期以来，“传记写作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传记作家们越来越热衷于发掘传主私生活中以前一直有意无意被遮掩着的非道德的一面”。（王宏图：《污泥中跳动着的诗情火焰》，《译文》2002年第5期） 这与当下语境的变化尤其是性观念的开放背景、档案资料的解禁以及出版商和写作者追求新奇刺激的轰动效应等因素有关。关于拜伦的传记写作也同样呈现出与莫洛亚、鹤见礻右辅时代极大不同的特点。本来，拜伦狂放不羁的性格和私生活就因与传统道德相悖而遭到社会的攻击，现在，关于拜伦的更多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甚至是阴暗丑陋的一面也开始被人们披露。像2002年本尼塔·艾尔斯莱的作品《拜伦：激情的孩童，声名的小丑》，就将拜伦的私生活加以近乎全面的曝光；加拿大一个“拜伦癖”（Byronmania）网站在归纳会员提出的关于拜伦最常见的九个问题时，居然有四个是曾被人们有意“遮蔽”过的关于其私生活的，如：拜伦是同性恋者吗？拜伦与他的姐姐发生过性关系吗？梅多拉是拜伦的私生女吗？拜伦是个情场老手吗？等等。（WWW.Byronmania.com）
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被现代人认为是真实的赛沙逐渐浮出水面。
1805年10月，哈罗公学的毕业生拜伦走进了剑桥大学。每年可以自主支配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用，特别是远离了性格暴躁的母亲，剑桥的拜伦不仅生活奢华，讲求虚荣，而且感情生活也很混乱。他不仅与伦敦妓女鬼混，还有把性伙伴打扮成男童跟自己到处招摇过市的荒唐行为。不仅如此，拜伦又爱上了他在某次遭遇中救下的一个唱诗班的少年约翰·爱莱斯敦（John Edelston），为此拜伦还开始给他写诗。莫洛亚《拜伦传》这样记述道：拜伦将这个15岁的溺水少年救起后，“轻而易举地从精神上统治爱莱斯敦，……同时，他向爱莱斯敦提供强有力的、无限制的保护”，而这位少年歌手呢，“虽然起初受到一些恫吓，但他还是用真情来报答拜伦。他把一颗光玉髓制成的心形首饰作为礼物赠给拜伦，还把一首诗谱了曲。”
对于这位少年，拜伦开头可能还是以同情弱者的保护人身份自居与之往来的，但不久，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不乏才艺（“是你的音调教给我欢欣；／是你的仙喉使歌声神妙，／那甘美仅仅源于你一人。”《致赛沙》）、眉清目秀但身世贫苦的少年了，用拜伦自己的说法，他对爱莱斯敦产生了一种“纯真而强烈”的感情，两人的关系亲密到了几乎形影不离的地步。但在成为拜伦“自1805年10月以来几乎忠贞不渝的伙伴”两年后，为生计所迫的爱莱斯敦不得不从剑桥搬到伦敦去，为此拜伦写信给朋友伊丽莎白·皮戈特诉说伤心，说他准备完成学业后同他的被保护人住在一起。不久爱莱斯敦给拜伦写了一封很谦卑而拘谨的信，希望他能帮助找份工作，但花天酒地的拜伦此时已是债台高筑、自顾不暇，对爱莱斯敦的请求更是分身乏术、也确实爱莫能助了。之后，拜伦忙于进入上议院实现他的政治梦想，出版长篇讽刺诗报复那些得罪了他的“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们，再接下来他就意气风发地出国旅行去了，他与爱莱斯敦再未见面。据保存下来而很少被莫洛亚等传统传记作家引用的拜伦书信，拜伦在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首次东方旅行途中，忙于对一路上所遇到的美貌男孩们的性征服（当然也有跟年轻女性的纠 缠，如他给马修斯等人的书信和如《致雅典女郎》等情诗所描述的），以致几乎发生了性功能的障碍，至于爱莱斯敦，那时大概是连惦记一下的工夫都没有了。
不过，拜伦出游东方归来，听说爱莱斯敦已死，触景生情，回首往事，他还是很伤感的，毕竟爱莱斯敦曾是他与之交往时间较长、感情较为真挚的伙伴。动情的诗人于是发挥自己的优势，陆续写下了几首悼念亡友的诗歌。这些情真意切的诗歌便构成了感动过很多读者的著名的《赛沙组诗》。
开始拜伦在诗中只是避免出现爱莱斯敦的名字，莫洛亚引用过其中一节不见于正式出版物的“赛沙诗”：
他的友谊，／还有当时支配我的那股纯真而强烈的爱情和热忱，／构成了我一生中最浪漫时期中的罗曼史。
随着拜伦文学声誉日隆，“赛沙组诗”变得非常著名和流行，人们对赛沙到底是谁莫衷一是、议论纷纷，此时的拜伦仍拒绝说出“他”是谁，但为了掩盖别人的猜疑，他进一步将代词“他”改为“她”，以免遭社会可能的攻击。
拜伦的做法还真瞒住了不少人，包括他已故朋友夫尔克兰德勋爵的遗孀克丽斯蒂娜。这个自作多情的女人在给拜伦的信中含情脉脉地问：“告诉我，拜伦，那颗充满温情的心对那位赛沙所倾吐的痛苦，难道不是针对我本人的吗？”拜伦的妻子安娜贝拉·米尔班克也曾一度信以为真。不知是出于一种恶作剧心理，还是为了增强逼真感，拜伦还曾给米尔班克看过一束“赛沙”的头发以证明（炫耀？）她的存在及她对他的爱。感动的米尔班克因此试图通过借已故的、“可爱”的赛沙作为自己改造和净化拜伦道德的勃勃雄心的使者，为此她曾尽力使自己适应拜伦的哀伤的风格，写了一首《赛沙致拜伦勋爵》的诗，诗中说：你爱恋的赛沙，她的名字是如此亲切／是否曾在过去的时刻／她的声音曾发挥过这样的力量／安慰你的心灵，使你快乐。
她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后来，坚持分居的拜伦夫人转向了孜孜不倦地反对和孤立拜伦的斗争。不过尽管如此，毕竟她以及她的《赛沙致拜伦勋爵》“让拜伦传奇增添了最传奇的成分”（James Soderholm：《安娜贝拉·米尔班克的〈赛沙致拜伦勋爵诗〉》，《拜伦学刊》1993年版）。
至此，赛沙之谜似乎得到了合乎逻辑也合乎时尚的解读。当人们把对赛沙的认知指向爱莱斯敦的时候，《赛沙组诗》建构的美丽少女、纯洁爱情、哀怨意境难免被一一消解和颠覆；不仅诗人，组诗中的主人公也难免露出传统道德伦理背景下无法美丽的一面，这多少会让人感到遗憾和失落。问题是，这是否就是终极的答案呢？记得几年前，文艺报上曾有一篇短文，针对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下人们对拜伦解读和阐释的变化而发出感叹：“拜伦还会是什么？”（刘佳林：《拜伦还会是什么》，2000年4月4日《文艺报》）我们同样不知道，随着文献资料的充实、批评视野的变化和研究平台的更新，拜伦和他的作品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包括赛沙）是否还会让我们继续追问：他（它）们还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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