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颇具挑战意味的叙事策略，突出地体现在作者对人物命运的精心安排上。从故事情节上看，这是一部相当单纯的小说，无非是讲述了一个乡村少女为寻找理想中的那份真爱，受尽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最终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归宿。但是，在那种长达数十年的寻找过程中，张炜不仅赋予了人物命运以大量的历史文化冲突，使主人公刘蜜蜡的精神寻找自始至终与苦难的逃离相伴随，还将这种逃离的终极目标，不断渗透到种种非人性的文化沉疴之中。也就是说，在刘蜜蜡的命运中，寻找和逃离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奇特关系——寻找是为了逃离，为了反抗，为了揭露乡村社会家族体制与政治专权相互勾结后的封建式生存秩序；而逃离又是为了寻找，为了追求，为了展示人物内心深处不屈不挠的诗性理想和自由平等的爱情生活。这两者之间，彼此依存却又相互消解。它们以循环往复的方式，成为推动刘蜜蜡命运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同时又为作家自由穿梭于现实与梦幻、写实与诗意之间提供了良好的叙事契机。它使刘蜜蜡的人生际遇在叙事线索上显得简单明快，但在审美内涵上却异常丰饶，负载着历史、现实、文化与人性等等多重意蕴。
正是在这种叙事策略的推衍下，《丑行或浪漫》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明确而又复杂的双重主题：一方面，它审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历史对乡村社会结构形态的影响，演绎了乡村社会中宗族权力与现代政治结合后所形成的某种奇特的生存形态，展示了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它们对美好人性所进行的各种强悍而又诡秘的箝制与扭曲。另一方面，它又以人性本能的自觉式抗争，极力展现了自由和文明对现代生命的强烈召唤，凸现了诗性理想对现实苦难的巨大承载能力和抗击力量，也精心演绎了精神之爱对鲜活生命的强力支撑。它将人物寻找的理想质地和逃离的反抗目标，都推向了深邃而旷远的精神领地，使小说在现实与理想的层面上，拥有异常丰沛的双向表达空间。无论是以老会计、“高干女”、小油矬、伍爷等为代表的乡村权力符号，还是以金梨花、杨科长、梁局长的儿子等为代表的居高临下的城市文化符号，都以各种看似合理的、常规的甚至是不容置疑的生存逻辑，试图将刘蜜蜡纳入像她母亲那样的生活轨道上去，使她彻底泯灭人性上的自然欲求，成为现实文化的精神奴仆。但是，以金色睫毛的乡村教师雷丁、英俊奔放的少年铜娃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符号，又从灵魂和肉体的深处唤醒了刘蜜蜡自由和梦想的生命冲动，激励着她一次次义无返顾地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找之路。
事实上，《丑行或浪漫》在审美上所体现出来的最为灵动之处，正是表现在刘蜜蜡那漫长而又近乎绝望的寻找过程中。在这种无助、无望而又执著的寻找过程中，张炜非常从容地发挥了自身特有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将刘蜜蜡的生命不断地推向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狂欢状态。这种狂欢，尽管带着明确的悲剧式的“奔跑”意味，带着自我怨责与赎罪的双向承诺，但是，它却从根本上将人物的灵魂提升到了非现实的理想层面，使人物在奔跑中呈现出大量诗意化的飞翔品质。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身陷乡村家族的囹圄之中，还是漂泊在暗夜无边的荒野，无论是面对棍棒相加的折磨和追捕，还是面对尖酸刻薄的嘲讽和侮辱，刘蜜蜡从来不曾放弃内心的尊严，不曾放弃自我灵魂的高贵与纯洁，也不曾放弃对知识、文明以及内心理想的顽强表达。她不停地写作，不停地做梦，不停地幻想……这些纯粹的精神性叙事，大量地存在于叙事之中，不仅使话语有效地摆脱了庸长而乏味的写实性寻找过程，而且全面激活了刘蜜蜡骚动而又强悍的内心世界，凸现了她那无与伦比的精灵般的生命质感，从而彻底地颠覆了她在世俗者眼中的“丑行”倾向，还她以浪漫、纯洁而又柔韧的个性本质。同时，这种充满浪漫情调的叙事话语，也使整个叙事在沉重之中不断地呈现出轻盈、飘逸的审美格调，为刘蜜蜡与赵一伦（铜娃）最后辉煌的结合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
揭开“丑行”的道德帷幕，展示“浪漫”的生命真相，这是张炜近年来一直关注的一个生存主题。从《家族》开始，到《柏慧》、《能不忆蜀葵》以及《外省书》等等作品，其实都蕴含着作者对这种生存状态的思考。但是，在我看来，《丑行或浪漫》则表现得尤为成熟，因为它使刘蜜蜡这个人物在浪漫的意义上真正地飞翔起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