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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行或浪漫》张炜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3月第1版 定价21.00元 |
读完《丑行或浪漫》，想说的话不少，但我的视线的焦点不由得集中到刘蜜蜡身上，禁不住想：刘蜜蜡及其不停奔跑说明了什么？我感觉最明显的一点是，张炜在借此尝试一种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换性别叩问。
张炜的写作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诚然已经和正在发生不少变化，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在这种变中却呈现出一种不变：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不懈叩问。无论是《古船》（1985）中喜欢长久打坐的隋抱朴还是《家族》（1995）中不停地策马奔跑与思索的宁珂，莫不如此。张炜想追问的是，我们这个现代知识分子家族究竟染上了怎样的症候以及怎样诊治，与此相连的是，它的真正的主体身份究竟应当如何构建。只不过，到了《丑行或浪漫》，这种叩问已经从过去的男性姿态转向了新的女性姿态。这就是说，以这部长篇新作为标志，张炜的小说写作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转向”。往哪里转呢？
换性别叩问，正是这种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换性别是指张炜小说的中心人物从男性换成了女性。他过去喜欢让与自己同性的隋抱朴和宁珂这类男性角色承担起知识分子主体性叩问的使命，但现在却宁肯转向刘蜜蜡这样的女性主角。这是怎样一种女性主角呢？首先，刘蜜蜡作为女性当然是阴性的，但在这里却呈现出连男性都缺少或没有的刚性。如果说张炜的男性角色常常表现为阳而柔，虽阳却柔，那么，刘蜜蜡身上就等于聚集了一种既阴却刚的性格——阴而刚。从隋抱朴和宁珂等代表的阳柔到刘蜜蜡代表的阴刚，转变确实发生了。其次，与阴刚／阴而刚相连，刘蜜蜡还具有张炜以前的中心人物所少见的特点——正而邪，品性正直而又挟裹着一股邪气。刘蜜蜡，既美丽真纯又充满原始欲望，既是淳朴壮健的“大水娃儿”又拥有爱书爱写作的文化人幻想。她由于有一个名声欠佳的母亲并且从小不知父亲，从出生时起就被打上“黑色”烙印、被贬为“孬人”的后代。正是这种“邪恶”出身，成了她的一系列苦难际遇的根源。但置身在苦难际遇中，刘蜜蜡却具有超常的顽强与执拗性格，勇于20年始终不渝地追求爱情，狂奔在寻找自由的道路上，还在最后的殊死抵抗中抗暴抗恶以至手刃恶霸，简直就成为女性豪杰了。由此可见，刘蜜蜡身上集中了阴而刚、正而邪的性格。阴刚交并、正邪杂糅，这就是刘蜜蜡。
这样写刘蜜蜡到底要图什么？显而易见的是，显示了中心人物性格从阳而柔到阴而刚、从至纯至正到正而邪的转变轨迹。但这还不是张炜的真正意图。结合他过去30年来的写作经历看，这种转变显然更有深意在：当他对男性中心的主体性叩问发生厌倦或失望时，不得不将兴奋点转移到女性身上。相应地，当过去被归属于男性的柔性和正气都令他失望时，必然地会加倍地张扬女性可能拥有的刚性和邪气，这意味着由柔转刚、以邪抗邪。他可能相信，正是在女性身上才聚集着男性知识分子已经丧失的刚性与抗恶之气，于是不惜代价地去寻找。不过，张炜的上述意图如果确实的话，那么，它在小说文本中遇到来自本身的拆解力量。刘蜜蜡一路狂奔、不停地寻找，最终还是为了投向男性的怀抱：雷丁是她的精神导师，铜娃（赵一伦）是她的肉欲对象。在小说第304页可以读到这样忘情的表述：
“铜娃啊，我这辈子再也离不开你了，我的‘主家’。”他身上一?“你可别这样喊。”“我的铜娃，你该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让你‘使上’啊。”一种近在眼前的幸福和羞愧逼得他双目低垂。
刘蜜蜡的20年寻找终究还是回到男性身边，并且让他“使上”，而不是想象中的独倚危栏或弃世独立。这种以前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见过的男性中心倾向，到这里获得重新复现。对女性的阴而刚、正而邪的张扬在这里遭遇原有的男性中心倾向的拆解，这表明文本本身回荡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张力。
阅读这部小说，难免感受到这种换性别叩问留下的张力的紧张感和快感。我相信，这里呈现出张炜运用语言艺术解决新的都市与乡村生活景别、知识分子与平民的身份纠葛、欲望与理智的关系等的独特努力。这种换性别叩问方式及其张力本身对我们思索当下社会个体生存价值问题富于重要的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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