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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名画家乔尔乔内，本名其实是巴巴雷里（Barbarelli）；大家看他个子高，就以“大个儿（giorgione）”呼之。久而久之，这个诨名“乔尔乔内／Giorgione”倒成了他的真名实姓，提起“巴巴雷里”，怕是只有艺术史学家才明白了。
人有诨名绰号，是旁人亲昵或爱戴的流露。与此相仿，很多经典计算机教材也被大家冠以诨名，有些甚至也出现了“乔尔乔内效应”——读者都快忘了该书的全称，但人人一提起那个绰号，都能了然于心，不需词费。
朱丽叶对罗密欧说过：名字有什么打紧，即使罗密欧不叫罗密欧也同样会“保持他的优秀”。但在教材来说，也许诨名就是对作者成就的最高肯定，甚至胜过各种人为的奖项。教材有了诨名，说明它已经成为学生和工程师的良师益友；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这样的教材是习焉不察、而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几部经典教材的诨名，甚至已经在整个计算机工业的无数从业者心中扎根，它们是内行人之间的行话、切口，是“计算机文化”的重要粘合剂——今天，咱们就谈谈这么几部带诨名的经典。
不少诨名得自原书封面，比如“灰姑娘书”，说的就是图灵得主Hopcroft等人的名作《自动机理论、语言和计算导论》（Addison－Wesley，1979，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影印了第2版）。本来书名实在拗口，要不是内容了不起，恐怕会拒不少读者于千里之外；但聪明的读者们不仅没有被这个原名吓倒，反而从封面上找到了解决之道：该书初版的封面也确实吸引人——画的是一个小女孩儿，拼命地从一个古怪装置上拉一条绳子（那个恶魔般的装置上赫然写着“NP完全问题”）。对，就叫它“灰姑娘书”吧！这个名字在读者中不胫而走，每个人刚拿到这本书，看着那小女孩儿的认真样儿（封底上画着她把那个劳什子弄得一团糟），都不禁对“灰姑娘”这个称呼会心一笑。
该书甫一问世就成了这个领域最权威的教材，20多年的工业发展都未能撼动灰姑娘的地位。但经过时代变迁，“自动机理论”逐渐从研究生科目落到了本科生的课程表里。为了让学生们好过一些，作者们推出了难度降低、涉及面减小的第二版。不想读者们根本不领情——老师和学生都说还是第一版内容充实，说第二版删掉了一些关键内容，还说作者们为了显得“易懂”，有些地方竟改得口罗嗦了。在我看来，这些抱怨都有道理，但很可能大家的腹诽更多地是为了封面：灰姑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蓝黑过渡的底色上的状态机图案。这不能不让念旧的老读者沮丧。抱怨在所难免，而对所有人来说，无论封面怎样，这本书还是“灰姑娘书”。
另一部因封面得名的书是“龙书”，也就是Aho等人所著的《编译原理技术与工具》（Addison－Wesley，1986，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Aho是ACM会员奖得主，还与上述Hopcroft合著过《数据结构与算法》等名作，但他最了不起的著作恐怕还是这一部。所谓“龙书”，说全了应该是“屠龙宝书”，因为封面上画着一条红龙和一位骑士。西方人眼里，龙都是恶龙，是妖邪之物，而这条龙身上却写着“编译器设计复杂度”的字样！那么骑士又会用何种法宝迎战呢？只见他披着“数据流分析”铠甲，挟着“LALR分析器生成器”长剑，正忙着在一台终端前输入呢，敢情是个高科技武士！这部“龙书”，人人谈起都要皱眉，列出一堆牢骚（概念定义不清晰呀，多位作者分工不明确呀），但没人能绕过它谈编译原理：毕竟“编译器设计”这条恶龙太歹毒，而此书还是屠龙的最佳指南。有意思的是，该书3位作者中的两位此前还合作过另一本《编译器设计原则》，封面上同样是对峙的恶龙和勇士，只不过那时他们还没开打，仅仅怒目相向而已。为了区别，人们把早先的这本称为“绿龙书”，而后来名声更大的还是“红龙书”。从绿龙到红龙，从怒视到交手，也许封面上的冲突程度也体现了编译器领域的研究进展吧。
如果在编程语言课上有人说到了“旧约”、“新约”，大家用不着以为这是在讨论信仰问题。这里的“圣经隐喻”，指的无非是编程语言的圣书，Kernighan和Ritchie写的《C程序语言》（也被按作者称为“K＆R”），而所谓旧、新约，不过是该书的初版（Prentice－Hall，1978）和第二版（Prentice－Hall，1988，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Kernighan是上述Aho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事，甚至还共同发明了另一门语言AWK（他们俩分别是其中的A和K），但谈到对C语言的贡献，Kernighan却连忙撇清自己：“Ritchie发明了C语言，没我什么事，句号。”那么这部圣经呢？它的雏形是Kernighan给贝尔的同事们写的一份教程。后来，Kernighan索性“拧着Ritchie的胳膊”，和这个原创者一起完成了全书。ANSIC标准形成后，两位作者又把该书更新到第二版。虽然Kernighan总在称赞Ritchie这位合作者和图灵奖得主（“Ritchie的文章绝了，我们俩写的段落放在一起高下立判”），但其实他本人在C语言发展中的作用也难以抹煞——我们知道，“旧约”出版的几年后，实验室里他负责的那个部门来了一个叫Stroustrup的年轻人；我们还知道，这个年轻人后来发明了C＋＋语言。
既然在计算机课上“圣经”未必有宗教含义，那么“四人帮（GoF）”也往往另有所指。这说的是划时代的软件开发专著《设计模式》（Addison－Wesley，1995，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GoF指的是四位作者Gamma、Helm、Johnson和Vlissides。当年他们还是声名未彰的软件开发者，而本书一炮打响后，这四位都成了名重天下的大师。说起他们能结成“帮派”，并最终成书，简直近乎不可思议：在写作该书时，四人分散在北美大陆的不同角落：魁北克、伊利诺斯、纽约、加州，Vlissides甚至愿意用“3个时区”强调他们地理分布上的跨度。未来的大师们主要通过当时刚刚时兴的电子邮件交换意见，有时候，他们发现距离对这样复杂的写作可能也是一种优势：大家要考虑成熟再发表想法；而当东部的同事早已丢下问题蒙头大睡时，西部的某个同事还能拾起难题，从他止步的地方重新开始。“设计模式”对软件行业的影响无法低估，很多幼稚的开发者甚至言必称“模式”或“GoF”，殊不知这四位老友现在比当时更加天各一方（Gamma、Helm分别回了瑞士、澳大利亚老家），大家至今也只是在会议上碰过几次面而已。
谈到这里，如果您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者，也许您已经大致明白了构成名著的要素：最好是有奇特的封面，要不就得找到有趣的合作者，再不，还可以在版次方面下功夫——这样八成能够促成一个响亮的外号，作品的知名也指日可待。可是，如果“巴巴雷里”先生画不好画儿，恐怕个头儿再高也没法成为艺术史上的乔尔乔内；同样，要是您的大作里没有“干货”，再响亮的诨名怕也只是个玩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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