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1934年创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双周刊，权威性、时事性、普及性的国际及外交知识读物，以通俗、明快、生动的形式，对读者最关心的重大国际事件和动态、我国的安全环境和外交政策，做出介绍、分析和评价。一些读者讲述了他们与《世界知识》共同走过的路程。从中是否多少可以看出这份杂志的独特魅力？
出生于1919年的辽宁大学教授凌先生，是在十几岁时最初接触《世界知识》杂志的。他这样回忆：
记得1934年10月的一天（当时我正在上海吴家巷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我走进校门口的一家书店，看到门口摆着一本《世界知识》创刊号。我买来阅读，立刻就被杂志中的文章所吸引。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阅读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文章，大开了我的眼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我每期必买，阅后还把我学到的知识向同学们讲解。1937年8月13日，抗击日本侵略的淞沪战争爆发，我也就读不到贵刊了。1938年夏，我离开上海到广州考大学，还未来得及发榜，广州就沦陷了。此后我转辗内地，于1939年又考入因战争而迁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此后，不管到哪里，我都要设法尽量买到《世界知识》。由于时间太久，我已记不清买到过几期香港出版但在桂林翻印的贵刊了，但当时我的确有好多本草纸印的贵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后贵刊在上海复刊，那时我在重庆青木关中学教书，我立刻去函购买，由航空邮寄。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我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实在无力负担每期的刊费和航空邮费，没过多久就不得不忍痛停止购买贵刊。1949年初，我从四川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员，继续在报摊上购买贵刊，不久贵刊被反动派勒令停刊。1950年9月，我到长春东北师大政治系任教，从那时起，直至“文化大革命”贵刊停刊为止，我就一直是贵刊的读者和订户。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1941年12月日寇的占领上海租界、抗日战争、旧社会的生活动荡和困难，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我竟无法完整地保存贵刊。但从1979年贵刊复刊到目前，我总算把贵刊各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家住辽宁朝阳市的一位74岁的宋姓老人，是在极为危险的情况下接触《世界知识》的：
我是一个高龄读者，老年病太多，本不能参与贵刊的调查活动，因受贵刊为改进工作的崇高精神所感动，略提管见，如能参考，是为幸。
我作为贵刊的忠实读者，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远在日伪统治东北的1944年，那时持有《世界知识》者，就是“反满抗日”之罪，轻则定罪，重则杀头。当时我刚上中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我的监护人为躲避日伪的搜查在大批地焚烧《世界知识》，在浏览之中、惊吓之余，《世界知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解放后发现了贵刊则爱不释手。转业到地方后，实行了工资制，自五六十年代开始便常年订阅贵刊，受益匪浅。文革后复刊后继续订阅，迄未间断。现因年老，记忆功能、思维功能和反应等功能都在日渐退化，阅读的效果也差了。但它却成了我全家的宝书了。现在的和历史的贵刊，积累起来更是宝书……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世界知识》的长期读者中，年龄最大的是上海静安区91岁高龄的徐念慈女士，她自述“在金仲华先生（与胡愈之等同为本刊创办人，抗战胜利后长期主编本刊，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文革中含冤去世——引者注）主编《世界知识》时我开始阅读贵刊……作为生活在新中国的老人，不甘落后，总想及时了解瞬息万变的世界情况?。
秦皇岛市一位杨姓老人则在年轻时走过弯路，“是《世界知识》让我懂得了追求进步”。他一生坎坷，直到晚年才有了安定的生活，并重新拿起了《世界知识》杂志。他的来信相当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那是1947年1月～3月，我还是一个小学教员，年少无知，参加了国民党，被国民党临榆县党部聘为助理干事。我的堂兄在天津纺织机械厂任工程师。他知道我已在党部工作，便来信说：“搞党务不是正当职业，有机会我想把你介绍到国营企业当工人。”随后，就给我寄来两本杂志——《世界知识》和《观察》。我很欢喜，这两本杂志中有介绍解放军四野活动的情况，与国民党出版的报纸的内容不同。后来，这两本杂志被我的顶头上司“组训干事”发现，他要没收。他说：“这本杂志是左倾的，是为共产党工作的，你看了要中毒的，不要看了，给我吧！”我说：“您不让看，我不看就是了，等我回家后把它烧了还不行吗？”就这样骗过了他，没有没收。这样我与《世界知识》初识，也可以说堂兄是介绍人。
随后堂兄来信说，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当了3个月国民党“助干”，就趁这次调动工作辞掉了。是堂兄把我挽救出来了，也可以说是《世界知识》让我懂得了追求进步。
我的一生难以尽述，六次入狱，九死一生。只有镇反判我五年是罪有应得，其余数次都是误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给我恢复了名誉。这时，我已65岁。从此，我见了光明，享受了晚年之幸福，与《世界知识》分别了多年又再度相会。一开始每月在书报亭购买，2000年，我搬进了长女新分的三居室，外孙是大学毕业生，也喜欢看《世界知识》，因而订阅了全年的。从此，我不用再购买，每期到了他先让我看，我的愿望已经满足了。
称《世界知识》是一种文化现象，决不仅仅因为它只是个中老年人阅读和怀旧的杂志。实际上，在《世界知识》的读者群中占最大比例的还是青少年读者，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大中学生。
2001年10月12日《北京青年报》登载了记者李彦春的长篇报道，介绍了浙江海宁市高级中学的一届届同学，在朱建国老师指引下，阅读《世界知识》，组织“世界知识之友?社团的故事。他们就是《世界知识》众多青年读者的一个缩影。
很多读者一家几代共读这本杂志。山东淄博78岁的张?老先生是由女婿蔡先生代为填写本刊调查表的。蔡先生还附上了一封来信：
我爸（岳父）年事已高，已不能动手写信，特地叫我代他写几句话，以感谢贵刊给我爸及我们全家带来的快乐。
我爸是一名离休老教师，在职时教历史课。特别喜欢历史及时事政治，每当与我谈起国家及世界大事，就津津乐道。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喜欢起《世界知识》来，真是特有看头，细细读之，回味无穷，对世界大事也能说出来龙去脉，感到心里特亮堂，真是一本百读不厌的好刊物。
我爸前几年曾两度患过脑中风，住院近两月，我们都劝他不要再喝酒、不要再看书了，但他老人家却说：“酒可以不喝，但书不可以不看。”说来也怪，我爸就是在病床上打着吊瓶，看着《世界知识》及另外一些报刊，神奇地恢复了健康。……
许多年轻读者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阅读《世界知识》的。河南农业大学23岁的郭华同学写道：
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从1997年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贵刊了。如今我即将大学毕业，不知不觉地贵刊已伴我五个春秋了。她给了我丰富的知识和历史责任感，使我能够“身在校园，心系祖国”。
我的杂志是我爷爷订的，他是位退休干部。每次收到贵刊的杂志，爷爷总是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翻阅着每一页。爷爷看完后再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等我放假回家一本不拉地交给我。我和爷爷之间不存在着任何代沟，因为贵刊是我们的心灵沟通的桥梁。贵刊就放在我的床头，一本摞着一本整整齐齐的。每个沉静的夜晚，在台灯下我都会仔细地品味着每一篇文章，“贪婪”地榨干她的每一滴养分。或许是厚积薄发的缘故吧，每一次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讨论课上，我都能滔滔不绝。老师吃惊的眼神和同学们热烈的鼓掌，使我备感自豪……
这些青年读者，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从事其他职业，他们的阅读经历各不相同，但在这份杂志中，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兹举以下几例：
广西横县35岁的老师吴如瑜先生：来自山村的我在高中以前（1984年）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本杂志。上高中后偶然在学校阅览室看到就喜欢上了，以后只要有机会就找来看，参加工作时因只有几十元工资没办法订阅，但还是相当喜欢，并想方设法找来看，从1996年开始自费订阅至今。
山东肥城17岁的张宪强：我是一名高三学生，第一次见到贵刊还是一年前在学校的图书馆，见到它的第一眼，我便被那“封面话题”所吸引，仔细读完文章心里感觉是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学者们的钦佩。从那时起，我便做出决定，“活到老，看《世知》到老”。
顺便说一下：《世界知识》还有一批十几岁的小读者，他们大都是在家长的鼓励和指导下阅读这本杂志的，尽管他们说自己还不大看得懂这本杂志。
在媒体发达、期刊林立、竞争激烈的今天，这份老刊依然有此傲人成绩，不正说明了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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