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已经和正在以不断加速的态势改写与重塑着人类文明与思维认识的方方面面。正如雅斯贝尔斯的论断：“自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以来，没有一个事件像它（科学技术）那样里里外外地彻底改变了世界。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与冒险。我们在技术时代生活了刚刚一个世纪，这个时代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才获得充分的统治地位。这一统治现在正增强到其无法预见的地步。迄今为止，我们只不过部分地认识到这惊人的后果。”“惊人的后果”恰恰又被本杰明·尼尔森概括的当前正在进行的“六个革命”所言中，即科学技术的革命、时空观念的革命、理性观念及量度单位的革命、社会形态的革命、个人与社会价值体系的革命以及意念与需求的革命（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P89）。“六个革命”实质直指科技革命中人类价值体系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与应战。置身其间并且纳入我们生存场域的“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这一时代课题，无疑是对科技变革及其引致“惊人的后果”的聚焦与缩影。
自1959年英国学者C·P·斯诺揭示出“两种文化”的存在并引发长期争论，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深度疏离令世人不能不直面这一仿佛“公共文化的危机”。文化究竟是什么？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指出，“它既是艺术、哲学和数学，又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在脱离精神时便变得一文不值和不可理解的一种实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P134）在更广泛的程度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意味着一种实质性的精神与思想方法，因而弥合“两种文化”的鸿沟需要人类精神与思想方法从基底上的融通。
德国技术哲学家F·拉普指出，“只有科学技术能够告诉我们事实和从事一定活动时应预见的后果。而只要讨论有关规范的问题，就离不开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由于各学科间的分工，这两个门类的知识都无力单独解决全部领域的问题。”（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P177）科学家与科学史家从理论和实践上揭示科学与人文同根同源的实质。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与心灵境界，在本质上蕴含着崇高深邃且具体而微的人文理想。科学史家A·柯瓦雷坚信人类思想的统一性原则，思想统一的信念必然要求在科学理性旁打开思考非理性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因素的大门。乔治·萨顿毕生倡导与实践的新人文主义，实际上是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复兴。关注人类发展的智者也不断为科技发展探寻一条理想与可能兼顾的出路。1963年，斯诺针对“两种文化”的困境提出“第三种文化”的解决方案，即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相互理解并展开直接而融洽的交流。1991年，美国作家约翰·布鲁克曼面对“两种文化”融通的困境，提出让科技专家绕开人文知识分子直接与公众交流。“第三种文化”的实现途径与版本无论如何，来自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群体的呼唤与努力已呈现不可阻挡的强劲之势。
然而，关于“两种文化”的论争从其源头到当今的话语权几乎一直未变地“锁定”于欧西。中国学者就此类问题的思考与成果虽可谓层出不穷，但具有原创性或穿透力的论点尚属稀缺。刚刚出版的《跨越界线，走向圆融——关于当代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思考》一书，也许不具备原创性“补缺”的力量，但她确实从微观平实之处对当代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做了一些探索性努力，或许值得向读者绍介。
本书着力之处在于将视点落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化”上，可称其为“两种文化”当代中国版本的诠释。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龃龉，本书运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定位中国“两种文化”疏离的影响面。书中对诸如当代中国科技物质化利益与价值体系的矛盾，科技与政治、宗教关怀的分歧，科学的社会规范与职业伦理的矛盾，传统文化与西方化的矛盾，中国反科技思潮及其悖论，中国非科学、伪科学对科学的盗用及其防范措施等当今社会深层次问题，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做了论述与剖析。这样做，力求使“两种文化”疏离的历史与现实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得到真切可感的解析，同时，希望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提供相对宽广的世界语境。
以上对现实问题的剖析是以科学技术内部的深刻变革为基础的。书中辟专章意欲言明当代世界科技革命蕴含的真善美和谐征态和变革因素，同时注意不流于面面俱到的科技革命。因而运用聚焦透视的方法，重点分析了科学革命的核心——物理学革命及其从基底带给人类思维与认知的深刻变革。相对时空观与认识的相对性、宇宙模型与人类中心论、探索物理世界终极统一理论从粒子物理学到宇宙物理学，本书从以上理论的抽象玄妙中析取出哲学意蕴和可感的科学与社会导向。
编写本书的遗憾也不是没有。一是人文学者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的人文精神严重失衡。书中论述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等华裔科学家宽广深厚的人文情怀，但是作为另一极的人文学者的科学精神着实不能与之相衡。在西方，有歌德、契诃夫等少数世界人文巨匠具有真实的科学经历与深刻的科学精神，但是中国这样的人物如果说有也只能列出“五四”时期屈指可数的少数，如以科学家自称的人文学者胡适、吴稚晖（虽然不乏牵强之处）。这样本书最后只能暂以“华裔科学家的人文精神”之现实代替了“科学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学家的科学精神”之遗憾。本书局部结构不对称的缺憾，恰恰映射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在科学文化的论域中人文学者何以缺席（我所指的是文学、历史、政治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学者，科技哲学专业的学者当然是很踊跃的，但众所周知他们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传统人文学者）。所幸，佚名的“中国作家何以成为最大的科盲群体”一文已经对此问题发出了时代的质疑。第二点遗憾源于对第一点遗憾何以生成未能做集中深入的探讨，虽然有些原因已散见于书中。“五四”时期中国第一批启蒙知识分子思想与情怀的多元性，人文与科学相交融局面的成因及其转瞬逝去的根源未及探讨。“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的起点，何尝不是中国当代的精神思想宝库？当代中国版本“两种文化”问题的解决，虽然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但其解决策略不仅存在于当代的与世界的语境，更不能忽视历史的与本土的珍贵资源。
如同“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这一时代课题的旨归，这本新作意欲提供一种思路，使科技革命因应社会与人类之需求，与广泛的生命存在及其生存意义协调共生。同时希望通过平实之处的创新努力，对“两种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境遇奉献一份可自立的话语，逐步以“涓滴效应”汇聚起掷地有声的中国话语。如果能够向社会奉献一种思路与情怀是本书渴求的话，那么我们更希望“文字收功”之时，关于“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思考与实践已经踏上了再度的远航。
（《跨越界线，走向圆融——关于当代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思考》，高策、刘大椿主编，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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