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华人作家、电影导演戴思杰，是以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以文革知青生活为背景的电影《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拥有大众知名度的。其实，这部小说从2000年开始，已经在法国热卖了很久，销量超过50万本，同名电影也获得2003年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电影在法国公开放映后，在法国所有商业影院每周三都推出十几部新电影的情况下，上映时间和场次一直还不错。戴思杰最近再次成为此间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他的第二部小说《狄先生的情结》（Le Complexe de Di）10月27日在巴黎获得了费米娜奖。
戴思杰的职业是电影导演，写小说只是副业。电影拍得挺好，副业也干出了名堂，第二部小说就得了许多法国作家终生孜孜以求的文学大奖。11月1日，昨晚刚刚从外地回到巴黎、尚未从连续旅行的疲惫中休息过来的戴思杰，在巴黎文化人聚集的蒙巴纳斯地区一间咖啡馆，接受了中华读书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戴思杰，1954年生于中国福建，1984年获得奖学金到法国进修艺术，后来成为法国影视圈内屈指可数的华裔导演，已经拍摄了4部电影。
法国的电影导演，需要自己写剧本。“写剧本、写对话是千锤百炼的功夫。”戴思杰说。这为来法国仅20年的戴思杰，以法文这种只用了20年的文字，写出让法国人认可的小说并获得大奖，奠定了文字基础。《狄先生的情结》是他在拍摄、宣传电影《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旅途上，利用休息时间，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捧着一本《拉鲁斯大辞典》断断续续写完的，每天都要写五六个小时。“在法国文学界，第一本书成功了之后，第二本书往往很容易失败”，戴思杰说，这是因为评论界和读者，这时已经没有了读作者第一本书时的宽容和惊奇，变得更挑剔、更严厉，“15年前，我的第一部电影反响还不错，到了第二部时，就得到了许多批评”。
所以，戴思杰说他创作第二本小说的时候，就更用心、更努力、更谨慎。作为一个非母语作家，他在书中尽可能多地发挥法文的特点和优势，如人称、时态的丰富和变化。法文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时态变化。一个好的作家，可以在一个句子中使用几种不同的时态。戴先生说，“时态让我费了牛劲！出版社在最后校稿时，他们偶尔从语法的角度提出修改意见，而不是另给我写一个句子。”
《狄先生的情结》今年9月初版印了6万册，后来又加印了5千册。获奖之后，按惯例还会继续加印。现在已经有十七、八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的外国版权，其中美国版权以22.5万美元的高价成交。
《狄先生的情结》讲的是一个在法国学心理学的“海归”回到国内后的种种不适应，也是喜剧色彩，篇幅比《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长一倍。这个中国的年轻读书人，来到法国学习、生活在法国人中间，离开中国多年之后又回到中国。他深深地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所感染，以至于不停地用这个理论分析自己的梦，而且，他对别人的梦、别人的世界也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他试图用精神分析学理论解决周围碰到的种种问题，揭示周围人生存的状态……结果当然是闹了好多笑话。“有点荒诞，也有幽默和嘲讽，”戴思杰对中华读书报记者说。
“《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一书中，有两、三段我自己非常喜欢。我明白那是这种荒诞、令人忍俊不禁、‘疯狂的喜剧’、浪漫、诙谐笔调的效果，”戴思杰说。但是由于《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描述的是文革时期的中国，限于背景，这种笔调无法充分展开。于是戴思杰有了要写一本“从头到尾都用这种风格”的小说的想法。他认为，精神分析这种纯粹西方化的东西，放到中国的现实里面去，一定会有喜剧效果。他的几个朋友，其中包括一个后来来法国学习心理学的大学同学，都成为主人公原型的一部分，再加上一个故事，就这样，一本小说的轮廓就有了。戴思杰介绍自己的创作习惯时说：“当我有了人物的构想之后，我喜欢从熟悉的人身上找一些细节，增加人物的可信度。实际上，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物原型，只有细节的原型。”
“我并非要向法国人介绍中国、讲解中国。我写的是一个喜剧人物、一种生活状态。并不是要取悦或教育某人，而是创造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情感、生活能够感动别人。法国读者读了这本书，不会因此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而只是认识了这样一个令人发笑的人物。”戴思杰说，《狄先生的情结》的主人公身上其实有很多他自己的影子：在西方学习、生活过，对学到的一些东西崇拜得五体投地，满腔热情地希望把学到的东西带回中国去，改造中国的现实，结果发现问题远不那么简单、到处碰壁，同时又闹出许多笑话。“这本书中其实充满了自我嘲讽，”他说。
获奖给作者带来了惊喜。作为电影导演，戴思杰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提名、但最终没获奖的事情。戴思杰对中华读书报记者坦言：“所以，我对获奖从没抱太大希望，以免以后没获奖而太失望。”另外，在法国文坛上，严肃的题材和风格的作品，一直最受青睐；喜剧、荒诞风格的作品，获得这种大奖的机会并不多。戴思杰介绍说，《狄先生的情结》也获得法国另外两个文学大奖“龚古尔文学奖”和“美第奇文学奖”的提名，其中“龚古尔文学奖”也是到了最后才被拿下来。
法国的文学奖项众多，由各种机构或个人设置的文学奖也层出不穷，这当然也是和这个拥有悠久、光辉的文学史的国度相匹配的。各种奖项之间也有矛盾。比如创办于1903年、法国最重要的龚古尔文学奖近年来就广受非议。受非议的首先倒不是被评选出来的作品，因为读者众口难调，很难看到所有人都认可的作品。龚古尔文学奖最令评论界不能容忍的是它只关注大的出版社（主要是法国三大出版社：伽利玛、阿尔班·米歇尔和格拉塞出版社）和男性作家（100年来只有9位女作家获奖）。
费米娜奖是法国最有影响、最权威的文学奖之一，创办于1904年，分设法国文学奖和外国文学奖。该奖的特点是评委全部为女性，但评选的对象，可以是女作家，也可以是男作家。本届评委会由11位法国著名女作家、女评论家组成，第一轮就以7票对4票通过。获奖者既没有证书，更没有奖金。戴思杰先生认为，费米娜奖并非要特殊地站在妇女读者的角度上评选作品。在戴思杰之前，还有两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也得过费米娜奖。一个是贾平凹的法文版《废都》，1997年获外国文学奖。一年之后，法籍华裔作家、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用法文创作的长篇小说《天一言》又获得法国文学奖。
法国的文学大奖，奖给一个拿中国护照的作家，“这说明了法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戴思杰对中华读书报说。他还认为，他本人能够获奖，和现在在法国组织的“中国年”也有关系。“虽然评委们都说与此无关，但实际上，还是因为法国人对中国的关注多了。”华裔作家先后获得法国文学大奖，“这对提升中国人在西方的整体形象也有好处：中国人不光会做餐馆或小生意，也有知识分子、文学艺术家”。
戴思杰认为，外国作家用居住国的语言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倾向。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中都有这种例子。这些外国作家为英语带来了活力，有些还成为高产作家，成为文学生力军。在法国虽然较困难一些，但是外国作家的生存空间也有，以后可能还会更大。而且，法国人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
两个月以前，我见到戴思杰的时候，他谈到了他的“下一部作品”，那正是今天获奖的这部小说。今天我再问到他今后的创作计划，他说：“写作太辛苦了！”戴先生想重操旧业，导演一部中国人在巴黎生活的喜剧片。“现在正在选演员阶段。由于是喜剧，又要求演员讲法语，所以这个过程说不定会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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