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甘心走别人走过的车辙，篇名上不愿与别的版本重复太多，想努力“挖潜”，重新“发现”，心想，非得弄一个自认为“最好”的版本不可。然而，事后证明，这种想法固然好，却不无理想化的成分。为了从源头做起，我尽量找作家最早的集子，而不是选本。当代作家还好办，现代作家就很麻烦，因为我没条件进入足够规模的可供借阅的图书馆。但该找的东西最终还是找到了。经过这次编选，我深深感到，经典也好，精华也好，应该说大体被一代代学人发现和认识得差不多了。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或者“精华”的资源大体有个藏量，估计过低或者过高，都是脱离实际的。但短篇小说的余地要大些，翻出一片新意并非不可能，当然，只能是在已有的基础上使之更为丰富、新颖、多姿多彩，在风格样式上更为兼容并包。
在其他类似选本里，鲁迅先生的小说大体都要选到二至三篇，而我只选了一篇。这丝毫不说明我对鲁迅先生不尊重。首先是篇幅所限，每人一篇；其次，据我所知，有些读者看选本，发现看过或熟悉的东西太多就不愿买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先生的作品，一般读者上学时即很熟悉且都拥有一些。先生最有影响的小说公认是《呐喊》里的几篇，而《彷徨》则如先生自云技巧更为圆熟，故而我选了被认为颇具“彷徨精神”的《在酒楼上》，作为先生的短篇艺术在文体上散文化与诗化风格的代表。
在选编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文体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经典性之矛盾，我虽倾向于文体，但也不能不考虑文学史的因素。文体的经典性，可单就短篇小说的特性而言；文学史的经典性，却是综合因素，思想、艺术，题材，创新性，语言风格，甚至某些非文学因素都不能不加考虑。比如郁达夫，以史而论，似应考虑惊世骇俗的《沉沦》，以文体而论就不一定了，所以我选了《过去》，以为它更成熟，更从容，诚如一位文学史家所言，表达了“一个浪子面对人类的悲哀与正直而产生的自惭而快乐的觉醒”。沈从文选什么也颇费斟酌，《丈夫》《萧萧》人们太熟，《八骏图》《三三》又太长，《柏子》近乎速写，所以大胆选了《媚金、豹子、与那羊》。作品写了一个犹如民间传说般的“情死”悲剧，它所传达的审美意蕴是我们研读沈从文时相对忽视的一面，那就是：与湘西苗族青年男女相联系的一种牧歌境界和原始情调，其情感之素朴，人性之庄严与美丽，令人动容。对于张天翼，一般选本多选《华威先生》或《包氏父子》，似乎已是约定俗成，但就心理刻画的深刻、细腻，讽刺艺术的尖锐、绝妙而言，《砥柱》似更胜一筹，文体价值也更高一些，于是选《砥柱》。诸如此类的选择，希图引起读者新的兴趣。
但文学史的角度又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否则这部书就站不住了。比如茅盾，虽曾考虑过《水藻行》《小巫》《一个女性》等，但都不太理想，于是仍选《春蚕》，即便长了些也要选，因为它无论从文学史的意义还是茅盾的现实主义艺术的角度，都是杰作。张资平的《木马》未必见佳，《约檀河之泪》又极长，考虑到他作为早期创造社的重要一家，不大为读者所知，还是放了进去，但也仅此一例。再比如，选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也都经过权衡。我当然知道，他们每个人后来都写了很多好东西，大有挑选余地，甚至有的人自己未必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及其他一些作品，构成将近半个世纪前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文学史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文体意义和审美意义上的——兼备了文体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性。对于一种百年的选本，倘若不选这些，将会失去其“经典”的分量。
“熟悉”和“新颖”的矛盾也很突出。比如老舍先生，我原想选一篇超出一般读者阅读视野的精彩的作品，于是选了《老字号》，但经反复比较，觉得还是《断魂枪》更为精绝，那就不能为了出新而削弱其经典性了。对凌叔华，一般都选她的《绣枕》，而我却选了《酒后》，我觉得《绣枕》的情节过于巧合，甚至让人想起锁麟囊一类故事，而《酒后》中的女主人公的只求一吻，如电光一闪，来得本真，恰好显现出五四狂飚突进中的男女的热狂。在力求新颖上，我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如选巴金的《狗》，便是一篇在文体上罕见的精到，文笔干净利落，采取拟人化和象征化手法的十分出色的作品。其他如钱锺书的《纪念》，李吉人的《湖中旧画》，师陀的《颜料盒》，叶灵凤的《鸠绿媚》等等，都是别的本子很少选而确乎精彩的作品。在当代部分，像方之的《出山》，任大霖的《雨田叔公的双筒猎枪》，王汶石的《春节前后》，海默的《打狗》，赵燕翼的《桑金兰错》，萧平的《玉姑山下的故事》，刘克的《央金》等等，我之选它们，都有我早年阅读经验做基础，有相当把握，故虽属旧作，转作新鲜。吴若增的《翡翠烟嘴》，王安忆的《老康回来》，刘庆邦的《走窑汉》等也属同样情形。
最突出的还是篇幅的长短与“经典”之矛盾。不管怎么说，短篇小说的首要特点还是其篇幅之短，对此，鲁迅先生，胡适先生都有经典论述，无须多说。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可视为经典之作中，短的有，但不多，大多都长得很。又要经典，又要短，这就难了。倘不考虑篇幅，书的装订都成为问题。以叶圣陶先生而论，《潘先生在难中》选的人太多，《英文教授》又太长，最终决定还是选《多收了三五斗》这种精湛之作，倒不失为文体上的榜样。汪曾祺选《陈小手》王愿坚选《七根火柴》也同此理。张洁不选《爱是不能忘记的》，不选《森林里来的孩子》，而选了《雨中》这样一个更具人生象征意味和短篇风神的作品，也是出此考虑。前提是要有这样的作品，若没有，那就没有办法了。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价值的表现。这个选本有其主要追求，但也是多角度、多价值、多风格的融合之产物，希望能带给读者多方面的愉悦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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