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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钱伯斯 |
历史上的1844年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年份，与其他众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缺德事、善事、肮脏事、光荣事……的年份比起来，显得平淡无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年的人们缺乏生活的乐趣。如果你有幸坐上时间机器，回到正在烟雾笼罩下变得越来越肮脏的伦敦，你会发现，无论在街头还是在餐桌旁，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一本奇特的书和它的神秘作者，就像15年后，人们用同样的热情来谈论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那样。书的名字叫《自然创造史的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匿名作者于当年10月份出版，这时的人们如果不能等待40个春秋的话，便只好向仁慈的上帝询问它的确切作者了。
很难说清楚《遗迹》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科学理论，抑或是某种自然神学。整本书中充斥着随意的猜测与天文学、地质学证据的混合物，而其中造物主与这些混合物不明不白的纠缠也常常让人迷惑它是在肯定还是在否定神的存在。以康德的星云假说为起点，作者信心十足地开始了他的穿越科学之旅。书的前半部分是流行的均变论地质学的通俗扫描，夹杂着由当时的博物学家所编写的有机生命的发展顺序，强调了它们稳定地从低级走向高级，由简单走向复杂这个现象。作者在对这些知识进行加工整理的时候，并不是异想天开地得到了这样的印象：“我们怎么会假设，在某一时期创造力的直接作用下创造出植物形动物来，而在另一个时期增添一些海生软体动物，接着又产生一两种甲壳动物，再而是硬皮鱼，再而是真正的鱼，如此这般，直到结束。”显然，作者并不相信，万能的上帝会通过不断的创造来显示他的智慧。他试图得出结论，物种之间的演变是在由神制定的自然法则的指导下实现的，而这更能反映造物主的技能。通过设想在地址记录中存在很多不完备之处，作者使得生物的发展尽可能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作者使用的是“development”这个词而不是“evolution”），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线性进程。按照这样的思路，得到下面这个推论并不困难：人同样处于这个发展的线条之中，也就是说，人完全可能来自某种比他低级的动物。
公允地说，匿名的作者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但他是否真正掌握和领会了他所收集到的知识则是大为可疑的。“该书最初的几版错讹较多，极不科学严谨”，这是达尔文后来在《起源》中对《遗迹》给出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当时一流的博物学家对它的共识。因此，《遗迹》由于在知识方面的问题广遭批评，与此同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这个一直歌颂着自然界中仁慈上帝计划的和谐的合唱声中……插入了一个刺耳的不和谐音符”，一个20世纪的科学史家这样形容《遗迹》带来的震撼。的确，100多年来，虽然不断有人大胆或者说莽撞地对上帝直接干预物种的形成并保证物种不变表示怀疑，但就大多数受人尊敬的英国绅士来说，这个传统教条的正确性是不成问题的，尤其是10多年前，令人钦佩的赖尔爵士已经在他的《地质学原理》中无可辩驳地击败了类似法国人拉马克的异端邪说。然而，有人竟敢在这个时候用这种“下流”的作品来败坏一向正直、虔诚的大英帝国知识界的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
由科学家、神学家和其他文化精英组成的讨伐大军很快就自发地组成了，一时间，期刊杂志和私人通信中塞满了对《遗迹》的评论。休·米勒，一个地质学爱好者，受人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为了驳斥可恶的匿名作者，再次发挥了他的专长——特地撰写了一本名叫《创世者的足迹》的书来和《遗迹》对抗。它一方面嘲笑匿名作者的无知，另一方面严肃地指出对手在宗教上犯下的错误：仁慈的上帝始终关注着这个居住着亚当夏娃后裔的星球，高贵的人可能从低等动物中来的说法只能是毫无根据的臆测。而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亚当·塞治威克，达尔文在地质学方面的启蒙老师，一个虔诚的国教会成员，先是用一篇长达80多页的文章公开阻击了《遗迹》，随后在一封写给赖尔的信中，他义愤填膺地写道：
从心灵深处我就对这些观点感到厌倦，……错误、肤浅、毫无价值、披着哲学的外衣，从与所有的严肃的归纳真理不相符的原则开始。对地质学上的原原本本的事实摆弄来摆弄去，就是为了作恶作剧。……唐突的轻信和十足的不虔诚在非法婚姻中联手，结出了变了形的非自然结论的果实！如果这本书是对的，严肃的归纳工作就是徒劳的；宗教是说谎；人类的法律是罪恶的集合，是不公正的基础；伦理道德是荒唐的空想；我们为非洲黑人做的工作是疯子做的工作；男人和女人只是较好的野兽！
这样不宽厚的笔调在众多批评的声浪中决不鲜见。有人为《遗迹》收了一本书评集，14篇文章选自1844－1854年10年间，其中包含的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和道德动机的指责，令人不由得不佩服作者匿名出书的明智之举。
猜测谁是“遗迹先生”，一段时间里是当时最为令人兴奋的问题，甚至有人怀疑是女王的丈夫——亚伯拉罕亲王，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自由派，向来对教条式的理解圣经不抱好感。在作者去世10多年后的1884年，谜底才终于被揭开。他是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1802－1871），一个受人尊敬的作家和出版商。为了避免被控异端而给自己的生意带来损害，他谨慎地采取了匿名的策略，并很好地保守了这个秘密。在父亲的生意破产之前，钱伯斯曾经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而这是他后来能够重新进入上流社会的重要资本。16岁那年，小钱伯斯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翌年与哥哥成立了一家出版社。维多利亚时代不断增长的对知识的需求和两位钱伯斯兢兢业业的经营，使得这家小出版社也还算是有声有色（《钱伯斯爱丁堡杂志》是它最有分量的产品）。从幼年时代就已经在钱伯斯身上表现出来的求知欲，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这显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为钱伯斯带来了大量的畅销作品以及金钱、荣誉和地位。钱伯斯相信知识在升华人类的心灵和改善社会方面的力量，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出版事业，增进人们的知识都是他始终坚持的指导方针。显然，写作《遗迹》遵循着同一方针，尽管有些囫囵吞枣，但这也表明作者希望更多的人分享他的知识和他的迷惑的热切心情。
《遗迹》“由于风格犀利而瑰美，所以广为流传”（这也是达尔文的评语），从1844年到1860年，连续再版11次，头10年的销售量达24，000册，是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它的读者不仅有像达尔文这样对物种的发展变化感兴趣的科学家，更有包括林肯总统和维多利亚女王在内的一般公众。一方面因为宗教上的不谨慎恶评如潮，另一方面拥有广泛的读者群，《遗迹》因此成为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文本，也因此成为研究进化思想史——特别是涉及一般文化和思想的外史——不可或缺的一章。（吉利思俾的研究《起源》“前传”的经典作品——《〈创世记〉与地质学》花了整整30余页的篇幅来讨论它，鲍勒的《进化思想史》和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也为它列出了专门的一个小节。甚至在丹皮尔的《科学史》中，作者也基本上按照达尔文的评论提到了《遗迹》，而在这本书中整个地质学所占篇幅不到两页）这不是因为它的“发展说”与“进化论”之间的相似，达尔文从中吸收了养分——恰恰相反，没有一个人认为达尔文在科学上由它获益；而是因为，它提醒我们注意，《物种起源》所引起的那些关于宗教和道德的争论并不是它本身的出版才引起的，它们早就存在而且得到过热烈的讨论。所以，过多地强调人们因为宗教和道德的因素——甚至把它们当成唯一因素——而反对进化论，可能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上面这个结论，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还将从另外的角度讨论，在这里我想以一个关于钱伯斯的“八卦”作为本文的结尾。1861年，“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和“油滑的山姆”——威尔伯福斯主教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战，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过，按照赫胥黎的回忆，这场载入史册的、传奇般的论战原本不会发生，因为他一开始并不打算参加那次聚会。改变历史的关键人物就是钱伯斯，他在那场论战之前偶然碰到了前者并劝说他最终走进了会场。这一次，他在17年前激起的争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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