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中的头衔,是2000年12月6日由中国极地考察活动的“最高首长”陈立奇主任宣布的:中国南极长城站第17次队党支部委员。这是我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最高职务。到了长城站,又编了班,站长任命我为人文学者班班长,“管”着几位名气很大的学者。这两个职务放在人高马大的阿正身上,加上唐老鸭言必称“报告长官”——听上去怎么都像是过去电影里的“敌连长”——我就成了党政军大权在握的“要人”了。
新官一上任就办了两件事。一是在支部会议上提议由邵滨鸿担任度夏队党小组的组长,二是在全体大会上提名由唐老鸭任班副。这两项议案均获通过,可见我还算是个知人善任的人。唐老鸭最怕被什么事拴住,这班副职务让他心中叫苦不迭,以为从此不自由了。但这家伙到底是个乐天派,猴儿劲不一会儿就上来了,只听他大声嚷嚷:葛教授,快快给班副我系上鞋带,然后为“组座”邵小姐也系上,就说是我派去的!
唐老鸭爱开玩笑,其实却是个挺讲原则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没看出来。他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自由甚至散漫,喜独来独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蛮有团队精神的人,比如,他从不无故迟到,决不浪费别人一点时间。从南极活动立项到现在,我们有过十多次的集合,他是最准时的。也因为如此,他对别人的迟到十分不满,认为自己的时间被浪费了。
唐老鸭还有点儿迷信——这可是他自己说的。对梦或其他一些“征兆”,他是有点儿在意的。他在书里记述过自己经历的几次生命危险,最后都由于非常因素而避过,而个别同行者则未能幸免。他为此感激上苍。这些奇特的经历,大概使他更加在意那些个“征兆”了。但有时候他的认真却十分有趣,到圣地亚哥的第二天一早,鸭子认真地说,他昨晚做了个怪梦,有人追杀阿正,因为阿正出于自卫,要把人家给他的“手谕”公诸于众。被追杀的阿正到处跑。众人在后边喊,有叫快跑的,有叫快抓的。唐老鸭给了阿正一把钱,说快跑吧,别在我身边停留,免得我受牵连。我听了要他打住,确认他的行为不够义气。他却说,这样才有人为你料理后事或申辩呀!又说,那一把可是美元哟,身上所有的美元都掏给了你,你看着办吧!我知道这家伙身上向来没多少钱,500美元就顶天了。于是,后几天我正琢磨着做一个大梦,梦里很爽地给他撂下十万美元,让他好好欠我一把。
唐老鸭表面上大大咧咧,其实心蛮细的。他当年研究伊拉克局势,并准确判断美国佬会使用飞毛腿导弹,然后提前潜入伊拉克“等候新闻”,就是一个最令人佩服的事例。他观察人,也很有深度,而且直觉很好,能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判断出一个人的基本品质,比如,我们刚认识几天,他就认定“阿正是好人一个”,愿意和我一起到南极冒险。这个好印象,一直维持到我提名他当班副之前——说来也是,人家是“陆军荣誉上校”,到了这儿才混个班副,又是在一个无名小卒之下,你能要求他对我友好多久呢!
唐老鸭有一颗充满奇思妙想的脑袋,他用手在脑门上拍几把,想法就出来了。这两年,不少朋友逼他出主意,害得他时常拍脑门。从照片上看,他的脑门比十年前整整大了一圈,全是朋友们惹的祸。到了南极,由于寒冷,他脑门上的头发长得太慢,为了让他多做头部按摩,我们请他再想一个过新千年的绝招。他拍拍脑门,建议大家联名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同志”发一封信,通过他向全世界呼吁和平与环境保护。这当然是我们应该做而且在南极这个环境中比较适宜做的事。所以本班长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让他再拍一下脑袋,拟一份电文初稿。
我发现,唐老鸭对自己热衷的事,会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极其投入。这一点大家过去都听说过,但这回我算是亲眼所见:12月13日晚——这儿的“晚”也是明晃晃的——在往东海岸去的路上,我用摄像机悄悄记录他的工作状态。在前后三个小时的过程中,他忘情地沉迷于他的工作。在一座山顶,为了捕捉一个美好的瞬间,他在乱石丛中一趴就是20分钟。那时寒风凛冽,我盯得眼酸,背疼,腿也僵了。
唐老鸭不但有很多少男少女崇拜他,还很得老前辈的喜欢。萧乾、张中行、季羡林等对他都十分偏爱。他的几本书,就是由上述三人分别作序的。他家书房临窗的墙上,就挂着张中行先生的一幅题词:“素袖轻笼金鸭烟,明窗小几展吴笺,开帘一砚樱桃雨,润到清琴第几弦?”前几天,季先生对唐老鸭的太太说,将与唐老鸭断交,因为来南极这么重要这么危险的事,事先竟然敢不跟老先生说,真是不可教也!
唐老鸭有几段“语录”广为流传,其中有一段叫“我爱我‘妻’”:“每说到我的大吉普我都忍不住泪珠潸然,她是我在中东惟一同床共枕经历生死的伴侣,我叫她长腿沙漠跳鼠,她与我的尼康相机被列为我的‘一妻一妾’。她从未背叛过我,可我对她的爱意已变态到疑神疑鬼的地步。每当出差短暂分别,我都将她开到车库最里边的死角里,再拆掉她的电瓶连线、电路保险,以免他人染指。”这回来南极,他没有条件带“妻”,只带了一个“妾”,真够他寂寞了。我们很想在这儿给他配一个临时的“妻”,但长城站仅有一台越野车电瓶坏了,新电瓶还在路上,一时也配不了,使唐老鸭的“活动半径”变得有限,真委屈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