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这种以个人愉悦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理想主义不仅有悖于传统理想主义，而且不可避免地把读者带进了两难思考。在此不妨借用一回政治经济学的那个两难定律，即以“大家”为出发点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无法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反之，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自由主义又极易造成无政府主义或贫富悬殊。也就是说，建立在一夫一妻制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压抑个人意志来满足群体生存原则（顾全大局），而那种以个人意志为最高原则的性爱至上主义又往往意味着违背他人的法定利益以及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这一矛盾符合人类历史的钟摆原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性爱摆脱纯粹的动物本能而获得精神内涵与社会约束，乃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这种走向到中世纪达到极端而产生背反。人文主义把属于人性的肉欲（当然不仅仅是肉欲）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应该说是一种反正。但20世纪的性解放又将性爱推到了它的另一个极端：极而言之是以个体本能或意志为基本指向的原始形态。
因此，渡边淳一的流行多少说明了个人主义、性欲主义在亚洲的畅行。
与此相反，风靡欧美十余载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似乎尚未在我国（以致整个亚洲）觅得多少知音。他的小说《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既没有因为他曾亲临神州大地而受人青睐，也没有因为他获得诺贝尔奖而广为流传。即使是在“非典”肆虐、人心滔滔之际，萨氏作品也只卖出了一个小数，离畅销甚远。那么萨拉马戈意味着什么？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萨拉马戈显然意味着另一种理想主义。首先，他的作品张扬了现代集权社会中个人意志的拯救，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可谓一脉相承。比如《修道院纪事》，写的是两种意志的冲突：一种是以葡萄牙国王为代表的国家意志，它标志着王权和神权的高度统一；另一种是以洛伦索修士为代表的个人意志。作为这两种意志的物质表征，一边是工程浩大的修道院，一边是秘密研制的飞行器。而最后修道院的落成和“大鸟”的功亏一篑，则多少表现出萨拉马戈式理想主义的悲观情调。这种悲观情调在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失明症漫记》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一场虚构的瘟疫，“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或者“群体”压制个人的借口。平凡的医生、普通的孩子、快乐的妓女等不同的个人被投进一个酷似法西斯集中营的所谓医院。萨拉马戈的理想是摆脱这样一个比失明更加可怕的黑暗世界。
可见，他的理想主义完全不同于渡边淳一的理想主义。在一般意义上说，萨拉马戈是企图超越“群体”的个人（在这个强权当道、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像萨拉马戈这样犹如东方隐士般躲在小岛上自甘寂寞、年逾古稀仍孜孜不倦地守望文学理想这个穷乡僻壤的人，实在已经太少太少）；而渡边则是早已完全凌驾于“群体”之上的个人（其作品如昨日《花花公子》般数百上千万册的发行记录多少说明了渡边式个人主义在当今亚洲的巨大成功）。
然而，一如萨拉马戈在东方的遭际，渡边的作品并不为广大西方读者所接受。
于是，我忽然想起柏拉图他老人家来。我等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过来人，大都有感于严肃文学的惨淡景遇或传统理想主义的失落。至于年轻人，看法相左者却大有人在。也就是说柏拉图谱系的理想主义，现代社会早就见仁见智了。作为传统理想主义的鼻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伟大图景是：物质财富归国家所有，精神至善无须文学艺术（原话是“把诗人驱逐出境”）；人们共同生活，子孙由国家统一抚养。诸如此类，几乎排斥了一切属于个人的主观存在。有人极而言之，认为那是活脱脱的一个斯大林时代的写照。
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凡事总是相对的。理想主义自然不能例外。
也许，我们的先哲正是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中提出了“中庸之道”。而马克思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提出了以高度物质繁荣为前提、精神充分提升、私有制形式全无的共产主义理想（许渊冲先生称之为“大同主义”）。
然而，一如人类一把汗水和着一把血泪浇铸了过去，当下之难，不就难在如何协调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吗？社会、生活、文学、性爱，莫非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