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热切地向年青的写作者推荐：你们为什么不像读卡夫卡、博尔赫斯那样认真读一读鲁迅呢？他们的反应是：鲁迅除了骂人还有什么吗？我当然不能责怪他们对鲁迅了解得太肤浅。在我自己的鲁迅阅读经验中，何尝不是经历了多少次不得其门而入的艰涩与放弃。先生并不是一位容易亲近的人，要接近他需要付出艰苦的精神劳作，然而，一旦你真的跟着他攀过了一道又一道山峰，而那些山峰都是你之前根本没想到要去攀登，或者已经不抱指望翻得过的；当内心与现实在无情地追问下一重一重地剖开来，你太惊慌，而又太感动；我难以表达那种对鲁迅先生的感激之情。
推荐鲁迅的时候，我多半会一块推荐竹内好的《鲁迅》。多年以前我正在鲁迅各种各样的阐释里晕头转向时，竹内好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以他那简捷直接的方式一下子把我从迷障里解救了出来。这是从“文学”的根本意义上阐释的鲁迅。我相信竹内好为我们理出的这个鲁迅的现代文学的传统对于我们今天怎么看待文学，怎样展开我们的写作仍然有着现实的、深刻的意义。
竹内好声明他的研究目标是鲁迅是如何获得他的“文学自觉”的。在竹内好看来，不是启蒙的鲁迅产生了文学的鲁迅，相反，“文学家鲁迅是无限地产生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的场所”。“鲁迅是个文学家，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更是个文学家。他是启蒙者、学者、政治家，不过，由于他是文学家，就是说，由于他放弃了那些方面，所以，作为现象，他曾经表现为那些方面。他作为教育家、宗教家，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有一个根本的态度，就是他有一种除被称为文学家以外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鲁迅不是个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有对新时代指示过方向”，相反，终其一生，始终有个影子似的东西环绕四周，“就像骷髅在华丽的舞场上跳着舞，结果自然能想起的是骷髅这一实体。鲁迅负着那样的影子过了一生”。这个影子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某种成为文学家的决定性的时机，竹内好称之为“回心”。在那个时机之后，鲁迅成为了文学家，“道路是无限的。他不过是走上无限的道路上的一个过客。可是，这位过客不知什么时候把无限化为他身上的极小一点，因此，他自己就成了无限。他不断地从生成自己的基础上涌现出来，而涌现出来的他常常就是他本身；就是说，那是根本上的他。我将此称为文学家。”这个影子的痛苦纠缠是文学的根本来源。（我很难想象现在的作家没有痛感是如何写作的。）竹内好在这个意义上解释了鲁迅的“骂人”：“在论争中，他把所有阶层都作为对手，也受到所有阶层的嘲骂。如果有看不过去而同情的人，他对那些同情者的同情态度也要极力争辩，他已经成了偏执狂，无法救治。但是，他所反抗的实际上并不是对手，而是针对他自身中无论如何也解除不了的痛苦。他从自身中取出那种痛苦，放在对手身上。然后，他就打击这种对象化了的痛苦。他的论争就是这样进行的。就是说，他和他自身中产生的‘阿Q’战斗。因此，论争在本质上是文学性的；就是说，不是行为之外的。……他已经预知一个使他痛苦的影子。那影子曾经从内部使他苦恼，不过，现在被对象化在他的面前。与它斗争，对于他来说，就是表现自己。而他就是这样做的。这比什么都更是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家的道路。”竹内好认为后期的鲁迅也许可以用诸如从进化论到阶级斗争，从个人到社会，从虚无到希望等来论说，但是对于他来说，他不是站在那样的立场上，他并不认为鲁迅有实质性的转变，那个回心之轴才是决定鲁迅的“唯一重要的东西”。竹内好进一步解释了鲁迅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于鲁迅来说，文学无力，“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早在“三·一八”青年学生的血泊中鲁迅已绝望地体味到这一点，同样，文学对革命也是无力的，高嚷革命文学之伟力不过是一种博得虚名的手段，“不能杀敌人却可以帮自己一方，这是欺骗”，在这一点上，文学也是无力的。鲁迅的态度是否是：文学与政治无关？竹内好再次回到“影子”的原点，相当晦涩又无比清晰地解释了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相信文学‘有伟大的力’，鲁迅对此是否定的。这并不是要说文学与政治无关。因为，既然没有关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有力无力的问题了。文学对于政治无力，这是由于文学本身要疏远政治，是通过与政治的对立而形成的。与政治游离的不是文学。由于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去破除那个影子；换句话说，由于自觉无力，文学才成为文学。政治是行动。因而，与其对立的东西也应该是行动。文学是行动，而不是观念。不过，那种行动是由于与行动疏远而形成的行动。文学不是在行动之外，而是在行动之中，就像旋转的球的轴心，集一身的动于极致的静的形式中。没有行动的话，文学无法产生，但行动本身并不是文学。因为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产生文学的是政治，而文学从政治中筛选出自己。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待政治，都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是在政治中破除自己的影子。就是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的关系。……真正的文学不反对政治，只是唾弃由政治支配自己的文学；唾弃不是把孙文看作‘永远的革命者’，而是把他看作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的文学。为什么唾弃呢？因为，那种相对性的世界是一个‘凝固了的世界’，自我生成无法进行；因而，文学家只好死亡。产生文学的基本场所常常为政治所包围，这是使文学之花盛开的酷烈的自然条件。虽然它不能培育出纤弱之花，但秀劲之花却可以得到长久的生命。我在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那里看到了这一点。”
我的引文实在是太长了，因为我找不出比竹内好对鲁迅的阐释更有力地解构了当代关于文学的自我／社会，政治／文学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二元对立。在鲁迅那里，成长的环境（儿童与少年时期的绍兴，青年时期的日本）造就了“回心”，而回心一旦来到，他承担起做一个文学家的命运就无可挽回了。影子开始复仇，这个复仇针对的不只是社会，更是自我，“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为了与这个“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奴才”抗争，（竹内好深刻地指出鲁迅从来是把自己看成是“奴才”，而不是那种人文主义立场的“傻子”。见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他必需让黑暗底层中的自我“在白日之下再一次形成自我”，自我转化成敌人，而敌人又何尝不是自己，内部与外部混为一体，明与暗交相纠结，就如《铸剑》结尾在滚沸的油锅里再也分不清的三个头，没有绝对、没有纯粹，没有完全的乌托邦，有的只是不断的失败与不断的革命的“挣扎”：“否认自己是自己，同时又否认自己是自己以外的东西。”这就是鲁迅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承担起的作为一位现代中国的文学家的宿命。
有这样一个文学的高度在前面，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理由错过它？也许不能过多地责怪年青一代作家对鲁迅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的冷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在这上面涂饰了许多恰恰是鲁迅所憎恶的文学于政治的“伟力”，现在，在消费主义的环境里，我们又只剥下了张爱玲对生活细节的贪欢。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如果没有承传下去，我们这些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首先要负起责来。如果说现代文学研究的“危机”，我想对于这个优秀传统的隔膜、冷漠，缺乏热忱，那才是真正的学科的危机，而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在当代文学中的缺席也将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刺目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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