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深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国家、民族饱经忧患沧桑有着深切的感悟。阅读先生出版于十年前的《激流中的探索》一书的《代序：忧患深深80年》，真使我感动不已，这是一个优秀的爱国主义者的胸怀自述。一个人的生命短促得很，不过几十年罢了，而能有所创造、有所发现，也就在这几十年中一个短暂时期内。先生青年时期倾心求学，颠沛流离，进入盛年创业时期，却连遭两个十年的摧残，真是情何以堪！然而不屈于命运摆布的先生，历经多次的生死拷问，却仍然一往无前，虽九死其犹未悔！何故？爱我家园使然，忧患意识使然，这是不少优秀的传统人文知识分子都具有的品格，也是我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品格。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这里有祖宗庐墓，有父母兄弟姊妹，有亲戚朋友，有故乡山水，有优良的共同文化传统，有基本一致的现实利害关系，在哪里都找不到可以如此自在、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历来志士仁人都有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这是爱国思想最重要的基础和来源。这同政权并无必然的关系”。我几次读到这段充满血性和良知的文字，总会在感同身受中悄然动容！
忧患意识与居安思危的意识，使人自觉地要有器识，要有高尚品德，并且自觉地去服务于社会与人群。所以先生秉性梗直，胸怀坦荡。他总是强调做人要要胸怀大我，要有真诚，敢于说出真话；为文，要有志天下，要有意而言，言必中当世之过；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等等。他把古代文化中的优良成分，与当今为人和创作的需求融而为一了。
先生知识丰富，积学深厚，所见甚多，视野开阔。他贴近现实，跟踪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主张实事求是，要按文艺自身的规律办事，早在50年代就洞见教条主义的危害。1957年他写的一篇名为《闲话自封的马克思列宁的代言人》的论文，深刻地揭中了文艺理论、批评界的时弊，捅了教条主义的马蜂窝。他说：“是什么造成了此类教条主义文风？这就是某些人灵魂深处的惟我独尊、我行你不行、马列主义只有我在行你不在行、或者只有我的马列主义才是‘真正的’、‘老牌的等等思想在作祟’”……。这种振聋发聩的言论，在当时自然是奇文，自然要受到“全国共讨之”的命运了，即使在今天看来，先生的真诚批评，又何尝不是奇文！它充满了何等的智慧和大无畏精神！
徐中玉先生是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成绩卓著的建设者、古代文论研究家，又是文艺理论队伍的组织者，他对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新时期以来，先生把文艺理论界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学会，他总是处在理论批评的前沿，关注着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不断提出有利于文学艺术发展的主张。他对80年代初出现的文艺学的方法论热，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在文艺理论批评中，先生很早就关注“当代意识”问题，对于那时提出的各种说法如“叛逆意识”、“反传统意识”、“批判意识”、“突破意识”、“自我意识”、“超脱意识”、“忧生意识”、“竞争意识”、“哲理意识”、“超前意识”、“反思意识”，先生都做了辩证的、令人信服的辨明和阐述。
先生精通古代文论，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古代文论这一丰富的资源如何开发、研究方式和方法问题，并且确立了古代文论在建设当代文论中的地位，语重心长，持论中和得体。他说，目前古代文论是一个摊子，西方文论是一个摊子，从苏联介绍过来的文论是一个摊子，我们文艺理论的建设，要把这三个摊子有机结合，融合一体，建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文论。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后来先生提出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和它在当代文论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更是抓住了我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根本性问题，极具启发性，而且从这一问题的探讨，到具有继承意义的如何使得古代文论发生现代转化的研究，现在正在大力地开展中，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而且取得了不少成绩。
传统文化有何意义，是先生不断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他反对把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对立起来的做法，立论精当。他认为要看到“现代意识不但并不总与文化传统对立，往往还是文化传统中合理部分的延续和发展。现代意识并不只是一个限于现代时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充实的观念”。就孔孟学说来说，90年代国学研究兴起，有些人马上就认为这是要代替马克思主义而十分惊惶。其实，这都是长期糟蹋、中断了文化传统的后遗症。中玉先生的有关孔孟学说的几篇文章，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传统文化中，哪些属于精华部分，哪些属于可以被继承的东西，哪些属于我们现代并可进入未来的东西，哪些属于可以恢复、滋养我们被致残了的人性的东西，简明通俗，读来令人回肠荡气。
先生就是这样为人和立业的。90年过去了，岁月如诉，精神可敬！先生的形象，可以说是人文知识分子立德与立言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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