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中央日报》最后一期上，该社员工于头版社论位置发表了一篇《我们的声明与希望》。
声明揭露国民党高层的贪残，表明《中央日报》职工追求光明的决心，大概是当时南京所有官方报纸甚至连私营报纸在内惟一的一家，而这正是在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下发生的。
《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喉舌，政治控制异常严格，内部的进步力量相当薄弱，直到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只有李廉一名中共秘密党员。李廉自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担任记者，1949年初报社要员们出逃后，他被任命为留守南京继续出报的采访部主任。李廉乘《中央日报》奉命照常出版但采编人员接近空虚的时机，请求中共南京地下党调人员进来，充实报社的进步力量，准备占领这块重要的舆论阵地。1月，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邵燕平（邵平）、左克恭（左克）等进步青年被安排进采访部当记者，使采访部基本上由地下党控制。2月初，我由地下党新闻分委推荐到编辑部任社会新闻版编辑。《中央日报》的进步力量不断得到增强。
中共南京市委派文委书记王明远领导报社的地下活动。起先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中央日报》的特殊条件，收集整理国民党上层活动的情报；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注重团结报社员工，护社护厂，为将来利用现存设备出版人民的报纸奠定基础，准备条件。
这时候，尽管《中央日报》上层逃离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资财，留下的印刷机器十分陈旧，职工工资完全靠微薄的广告收入维持，由于职工生计与报社的生产设备紧密相连，职工们很容易接受地下党的护社护厂宣传。只有少数人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担心身在国民党中央党报工作，解放后会丢掉饭碗，甚至被抓捕坐牢。
针对少数人的顾虑和关心的问题，地下党含蓄而又仔细地解释党的政策，谨慎而又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编辑部值夜班时，我在排字房看发稿清样，听到有人议论：“共产党来了，我们会不会被解雇丢饭碗，会不会坐牢？”也有人试探我的身份，我既不暴露自己，也不隐讳对时局的看法，用小职员的身份称“未当大官，不怕变天”，以传小道消息的口吻转述解放区尊重保护技工和小职员的“见闻”，并说“农民要有耕地，工人保护好机器才可谋生”，要大家合力保护好机器设备就是保住眼前的饭碗。讲这些与他们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话，容易打动人心。李廉、邵平等也寻机在职工当中交朋友、讲政策，消除人们的疑虑，发动大家积极护社护厂。
地下党逐步稳定住人心，控制了报社的局势。1949年二三月间，逃到台湾的《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忽然窜回南京。他假借安排南京《中央日报》工作的名义，拉拢职工，想要盗运报社剩留下来的汽车、机器去台湾。可是，没有人肯跟他走，机器、汽车等资产也因职工守护未能拆运，李荆荪的图谋未能得逞。我们从采访到编辑，都注意了改变报纸内容，使之逐步淡化甚至消除反共消息和言论。可以说，这时的南京《中央日报》已显现出实质的改变。
南京尚未解放，我们依然要小心谨慎。留下来的180多个员工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茅世杰，编辑部主任，也是报社留下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人阴沉寡言，曾受到《中央日报》逃台当权者的信任和重用，我们对他十分警惕。考虑到《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的大本营，我这个非政大嫡系的人突然来到，可能会引起茅世杰的注意，所以我对他在态度上尽量不卑不亢，诚恳自然。在编辑业务上，我直率地向他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如为了报纸生存，暂时少登政论性即反共文章，多登广告和读者爱看的社会新闻，以增加收入，他认为可行）；在日常生活上，虽然我家近在咫尺，但我仍单独住在报社内，基本上割断了与外界包括家人的一切联系；上过夜班后，我不是睡觉休息，就是看书编稿，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这样一来，他对我主编的社会版一般不大干预，对增加一些不黄无害群众关心的稿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开放绿灯。
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残部从南京溃逃前开始大破坏。一天，我忽然听人说：“下关起大火啦！”心想：“若在社会新闻版发消息揭露敌人的暴行，会引起全市护厂护社护校人员的警惕，严防敌人的破坏。”于是，马上向茅世杰提出：“我想亲自去一下，看看是否可发条消息。”他先以外面混乱、危险为由不同意，我又提出可借用社里的军用吉普车护身，他只得同意了。
时间已至傍晚，我邀约好友邵平一同乘坐吉普车，于下午6时许到达下关。我们先察看了烈火熊熊、一片狼藉的火车站，又到长江渡口看见被敌人放火焚烧的十几只渡轮商船……当我们采访完毕，怀着欣喜和向往朝江北岸眺望陈兵江岸的解放军时，大概被误认为是国民党兵在窥探军情，立即引来北岸一阵鸣枪放炮。我们赶紧乘车向回跑，虽然那枪声炮声令人一时惊吓，但在黎明到来前夕，能够先向对岸的解放军行过注目欢迎礼，真叫人惊中有喜，喜中为荣！回到报社，我加班赶写出一篇直接揭露国民党军种种暴行的特写《访下关》，以便日后在社会新闻版刊出。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虽然这一天，市面上放火、抢劫、杀人的消息不断，《中央日报》楼前也不时有冷枪响起，但谁也不再怀疑这是旧南京最后的末日，历史就要展开新的一页！
我们地下工作者尽管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但在解放军尚未渡江之时仍然格外地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大家不约而同地在想：“《中央日报》还要不要再出？如果出，能不能再用‘中央日报’的名称？如果仍用‘中央日报’的名称，版面该如何安排？”我就此探询茅世杰的想法，他出乎意料地推诿说：“你们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明白地表示出要让权的意思。
就在这一天，王明远同志悄然来到我的宿舍，向我们传达了市委“稳定大局，安定人心”的指示，要求我们在解放军进城以前，仍用《中央日报》的名号出报，宣传我党的主张，号召群众护厂护校，维系社会秩序，并劝告市民不要离家逃亡等。王明远特别提醒我们：“不许自行暴露身份。但在遇到人心不稳的特殊情况时，要挺身出来，控制报社大局！”
碰面之后，李廉立刻跑里跑外，联络掌握报社上下的安全运营。我则和编辑们在一起，凭着一股激情，连续坐台值班。1949年4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第二版左上角刊出了《访下关》一文：“富丽堂皇的大厦只留下在继续燃烧的空架，……正面，全部玻璃都被爆炸震成粉末，吹散在前面的广场上，广场上厚积的玻璃碎片像一潭烂泥，汽车走上去嘶嘶地响。大厦里面火舌还在可怕地延伸着，无情地吞吃那曾经千千万万人走过、路过、排过队的地方。”
同日刊登在《中央日报》第一版社论位置上的《我们的声明与希望》，也是我执笔，按照地下党市委指示精神赶写出来的。但我们并不知道，就在大家为敲响旧南京《中央日报》的丧钟而忙碌、印刷车间轮机飞速转动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正从南京江北岸万船齐发。更没料到，当报纸印刷完毕开始发行，亲人解放军已然胜利渡江，进城来了！1949年4月24日，正是南京《中央日报》最后终刊的一天。
南京解放了。《中央日报》的员工们在党组织领导下，仅用两天时间先后创办了《解放新闻》和《新华日报》（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
（摘自《纵横》2003年第11期，魏文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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