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心明如镜，察之秋毫。他之所以再一次以忍辱负重的姿态接受一切，乃有他自己的战略思考：不能把党政大权交给“四人帮”；要保证邓小平顺利出任副总理，掌党政之权。周恩来去世前，对叶剑英的嘱咐仍然是：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为达此目的，周恩来早在邓小平复出前，便煞费苦心地进行工作：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对张茜说，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复出作准备。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毛泽东对此信做了批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要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信中谈了其他问题后，好像就便提到：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973年2月，邓小平终于返回久别的北京。3月10日，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2月22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有人说，“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8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邓小平复出，能够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既是周恩来的心愿，更是对他的最大安慰。既然1973年底已经安排好邓小平的工作，所以周恩来对1974年初江青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那么在乎了：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批就是了，只要小平在就行。
邓小平复出后，必须抓紧时机，提高他的声望，使他握有实权，这是周恩来思考的大问题。为此，周恩来在癌症复发、每天便血100毫升的情况下，仍不住院治疗。后来邓颖超说：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往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周恩来准备安排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外交部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并代表中国政府发言的建议。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由于江青反对，对此事议而不决。第二天，周恩来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政治局成员传阅。由于周恩来的努力和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终于踏上红地毯（周恩来为使邓小平增添光彩而特地安排的）登上去美的飞机。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4人小宗派。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指出“四人帮”的问题。10月14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对此，“四人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对邓小平搞突然袭击，大闹政治局，企图闹得邓小平不能工作，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会后，他们又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虽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江青等人是要把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打成搞政变的“反革命”，通过毛泽东的手通通搞掉，以便让他们组阁上台。毛泽东听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达了周恩来的看法，说明事情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讲的那样，而是预先计划好要整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又一次提议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同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再次强调让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他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12月26日，毛泽东又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毛泽东谈到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们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的各项人事安排，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长沙决策”。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后，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这时候，毛泽东的心态大致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需要邓小平这样的人才出来支撑局面，整顿面临崩溃的政治、经济秩序；周恩来的病重，张春桥、王洪文的难以胜任，是毛泽东起用和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的原因。毛泽东认为，必须维护“文革”的成果和肯定“文革”的正确性，这就决定了“整顿”的界限和他支持邓小平的限度——不能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这时并没有认识到要整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必然要系统纠正“文革”的错误，包括它的指导思想；如果在全面肯定“文革”的前提下进行整顿，那整顿是不可能进行的。毛泽东这一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实际上在“长沙决策”中已明白表露出来了。他一方面完全同意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的安排，起用邓小平，另一方面又与周恩来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泽东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要使全国知道”的忠告，实际上是要周恩来、邓小平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则就是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林彪一类。周恩来当然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他回北京后，让邓小平把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作为整顿的“纲”，雷厉风行进行“整顿”。两位老人在起用邓小平这个共同点上是有严重分歧的。毛泽东让邓小平进行有限度的整顿，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的整顿，这必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进手术室前，拉着邓小平的手，字字千钧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几乎是同一时间，毛泽东却不无感慨地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还是“白猫、黑猫”啊。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然而，为时不久，历史终究掀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履行起自己的使命。同时，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曾决定邓小平命运的两位巨人，最后也是由邓小平来盖棺论定的：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摘自《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秀法著，北京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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