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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海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十年去来——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一书是内地文化记者孙小宁对一位台湾文化学者的访谈录，也是国内首部透过台湾文化观察者眼光解析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变迁之作。受访者林谷芳先生既是一位音乐学者，又是多年来活跃于台湾文化界的文化评论家，同时兼具禅者色彩。角色的跨界，眼光的多元，使得他的文化观察与言说，涉猎到旅游、民族融合、城市更新、两岸艺术交流、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林谷芳先生自认是中国文化的体践者，他以一以贯之标举中国的姿态，以及不下于六十多次的内地之行，来回报中国文化的滋养与哺育，同时也希望通过此书，促进两岸民心的理解与文化间的互补。下文摘自该书。 |
林：既然是更新，还有传统延续的问题。包含客观历史轨迹，软体的生活脉络等等，都不能忽视。
孙：这是内地城市更新的焦点。尤其像北京、西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 林：内地城市更新，我感觉只有那些大到不能拆的古迹，还是安全的，被重视的，其他你就不太能轻易寻到。
在这方面，台湾走过的弯路绝对不要再走。台湾社会从传统的平房民居走上现代的高楼大厦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的事，70年代起尤其大兴土木。以台北为例，60年代前四五层楼高的房子就已被称为大厦了，但到80年代，短短20年间，这种房子就已是矮得不能再矮的房子，代表的是那无力更新的老旧社区。二三十年来，一条条大马路被开辟，一栋栋房子被铲平，拿起以前台北的老照片，有太多地方已无法被辨识，这正是以前台北人希冀的新台北。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历史感的消逝及城市魅力的丧失。
例如：台北有一条国际级的大道叫敦化南北路，当时道路要穿过一座名为“林安泰古厝”的四合院，这地方从内地许多城市的历史来看，时间并不久，也不够大，但却是台北盆地历史发展、建筑艺术的一个活见证，在当时，是否要直接穿过这古厝，各方意见对立，最后则妥协地采取了古迹移地重建的折衷方案。
坦白说，这样的方案在30年前，已算很进步了，但现在台北人提起此事都非常后悔，因为移地重建后，这幢建筑物被孤零零地放在公园里，已无法引起人们的历史感，台北市因此失去了一个历史时期重要的见证。
90年代初期，台湾人在都市更新后，想回头看看什么是自己文明的积淀，什么是可为教育孩子的历史教材，什么是我们面对外人可有的尊荣时，才发觉就为了这急速大力的更新，许多东西已不见了，而这不见的东西却又是用何种方法都唤不回的。活体保存是我们在城市历史积淀上最迫切的保存观念，但台湾觉醒却已是大力更新后的二三十年，付出的代价已无法挽回。
孙：您刚才说到北京之大。可能就跟北京没有城墙有关。有了城墙，城市可以扩建到四环五环，但当年皇城的感觉还可感可触，也不是无限扩张。只是当年的北京城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多次呼吁过，还是免不了被拆除的命运。我想，这是梁思成先生生前最怅恨不已的事情，也是北京之痛。现在许多的人文学者都在纪念梁思成，大家的用意是在于，别让历史的教训重演。
林：那件事当然跟过去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改革开放也常只是在速度上着力，一切都又快又猛。快、猛当然牵涉到决心，因为中国非改革开放不行；快、猛也是种心理的补偿，闭关锁国近三十年，让内地一切落后，非得迎头赶上不可；另外，快、猛还有客观的因素，当土地国有，许多建筑物是政府财产，要拆要建，在地图上画个线就行，和台湾事事牵涉到补偿费的争议，民众为了自身权益还常与公权力抗争的情形完全不同。不过，这样的快、猛，在外人看来，最初可能眼睛一亮，进一步却常会遗憾不已。
毕竟都市并不仅是个人消费、生产的场所，人在这里生活，就牵涉生命记忆与历史沉淀，没有了这个，就没有历史的纵深感，而没有了文化感，城市就只能成为水泥丛林，人们的生活也将如同蚂蚁营生，毫无尊荣可言，更无从谈到吸引人的特质与魅力。在这里，特质不只指的是有形的古迹，还包括无形的东西，包括真实的人际网络、一个地方的真实色彩。
你看世界上著名的城市哪有不注重这种历史沉淀的？日本的京都、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罗马，乃至只有极短历史的美国旧金山、纽约……
其实，过去的中国也一样，唐代的长安，明之后的北京不说，其他如南京、苏州、杭州、洛阳等，每个城市不就是一段中国历史的缩影？！
孙：但是北京这几年也在注意营造自己的京味文化。王府井大街的改造，就是在恢复往日的市井氛围。
林：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典型国际思维的商店街。卖的东西并不特质化，只像是把十年前的王府井扩大了一点。虽然也挂老字号的招牌，但店员并不像过去那么有味道。真要恢复，就要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北京那种氛围，各路杂陈、沿街叫卖，就像台北迪化街，卖南北干货，很特质化，也热闹，每到年节，外面还摆摊，挤到不用自己走，还可以到处尝鲜。
孙：这样的场面我们只是在电影中看见过，还有过年逛庙会时。只是我仍怀疑，若那样五色杂陈，会不会跟现代化的北京不谐调。
林：王府井的建设，政府可能有它的考量。但我们真的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城市宽阔、马路齐整的大城市，突然有一个像台北迪化街那样的地方，路那么窄，货品那么丰富，而且看不到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这个地方活的色彩感就跳出来了。历史感也有了，你会想到，要找这个城市的过去，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城市相较乡村的优势就是能量集中、多元生存。你若可以在其中看到五行六业的人，它的多元魅力就出现了。台北有一本流行书，叫《在台北生活的一百个理由》，每个城市都要让人找出多种生活的理由才对。
孙：这本书我知道，最近一期的《乐》周刊封面就打出《在北京生存的99个理由》，显然是追着这本的方式在做。让您设想一下，如果要在北京生存，第一个理由应该是什么？ 林：那就是能看到故都忆往中的北京。北京的天桥若能恢复起来，那种活的色彩感会增加很多，“天桥把式”不是出在这里吗？现在这样，实在可惜了。城市整齐划一时，会显出现代都市的冰冷，像台北人，现在已经在怀念传统市场的温暖。大城市不是都超级市场化了吗？台北现在却在探讨传统市场的清洁化问题。
孙：也就是要恢复传统市场？ 林：有这个动议。因为大家渐渐发觉，超市虽然快捷简便，但就是冰冷。没有传统菜市的人际网络。而这对妇女和老年生活很重要。说得夸张点，冰冷的采购，回来做的饭也常是冰冷的。而那种看似斤斤计较的菜市场，一来二去，卖主和买主都会彼此相熟，这样每天去买菜，也好像要见老朋友似的有了期待。整个生活都活起来了。
孙：最近我看过一本畅销书叫《鱼》，讲的是美国最著名的派克街鱼市的故事。那儿的人卖鱼，常常是呼叫着将鱼抛来抛去，营造出一种快乐亲切的鱼市氛围，常将买鱼人的情绪感染，因而那儿成为谁也无法取代的鱼市，同时也成为许多经营者要学习的地方。
林：目前台湾的鱼货市场、鲜花市场，也都还保持这种形态。一个城市从暗夜里苏醒过来的第一幕就是它们。通常在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叫卖，也常吸引人参观。总之，都市的人气不只是在熙来攘往，更重要的是呼应。否则，人多导致的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更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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