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斯的父亲是苏格兰商人，儿子开始也子承父业。他16岁时以一艘东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的押运员身份来到远东，20岁时再度前来。随后，他放弃商业，赴意大利和法国学习建筑。在他投身于建筑业前，钱伯斯曾在广州呆过数月。德国学者利奇温在其1925年出版的《欧洲与中国：18世纪的知识和艺术接触》里说：“在他的后半生，他以英王建筑师的身份再度前往远东，并为后来出版的《论东方园林》带回了观点。”其后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据此推断他曾两度来华，但当代学者法国的德特利（Muriel Detrie）及美国的鲍尔德（R. C. Bald）对此表示怀疑或异议。后者的理由比较充分：钱伯斯本人及其传记作家并未明确提及。
在这数月里，钱伯斯在广州走访了不少的家庭、庭院和艺术家，并做了大量的测绘工作。这些工作均出自当时还是业余爱好者的钱伯斯之手，而且工作条件极其恶劣，不能不令人惊叹。在《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的设计》（De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 Utensils）正文的第一页，作者在注解里就坦言：“……在中国要很精确地测量公共建筑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那些民众对陌生人百般刁难，扔石子或进行其他方式的侮辱。”
1755年，钱伯斯经在巴黎、罗马深造后，回到英国，定居伦敦从事建筑业，并最终得到英王乔治三世的赏识，这奠定了他在这个行业的地位和发展前景。
1757年，《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的设计》在伦敦出版。这本“前言”4页、“正文”19页、“附图”21幅总共不足50页的小册子，其貌不扬。之所以被多次再版、转载，影响重大，我们不能不想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尚盛极一时的“中国热”（Chinoiserie，也译为“中国风”）。关于“中国热”以及中国的工艺品、建筑、园林等艺术及其对欧洲的影响，中外的研究论著如集中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足以摆成一个图书馆。对以上艺术门类均属“门外”的笔者，还是老老实实对这两部作品做些文本分析，看看一个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建筑师关于中国艺术的叙述特性及其评价。
有趣的是，18世纪英国大文豪、钱伯斯的朋友约翰逊博士为本书的前言开了个头：
避免赞誉不及或赞誉过头均很困难。对中国的学问、政策和艺术的一贯溢美之词说明了新奇对注意力的吸引有多大，敬重膨胀为仰慕是多么自然。
我绝没有厕身于众多的中国之优秀的夸张者行列的意图。他们仅仅相对于邻国是聪明伟大的；丝毫没有想要让他们与我们这一边世界的古人、今人相比。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种族，作为一个与所有文明国家隔绝的地域的居民，肯定值得我们的关注。他们在无从模仿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习俗，发明了自己的艺术。
约翰逊博士无疑为钱伯斯在评价中国时定下了基调，即中国文明成就之伟大不过是地域性的，不能与欧洲同日而语。这就与当时大多数耶稣会士和法国思想家的看法有较大不同了。我们暂且避开评价不论，看看钱伯斯本人是如何点明他出版“少作”的原因的：“……可能在制止整日里假中国之名兴滥造之风方面能发挥些作用。”在作者看来，道地的中国货至少有原创性，而“滥造之风”刮的无非是凭空捏造，或抄自那些瓷器和窗纸上的变了形的造型。也就是说，钱伯斯当时看到在英伦三岛上正如火如荼、泥沙俱下的“中国热”，想凭借他在中国的实地观察、大量速写及精确描写来给予正本清源。
钱伯斯觉得中国的建筑与古希腊罗马的建筑、生活用具有不少令人惊奇的契合点，但它们之间显然不可能相互借鉴。但是，作者马上就此打住，说：“我虽出版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但千万别怀疑我有推广其品位大大低于古典，同时又不适合我们气候的中国建筑的野心。”但他又说：“虽然中国建筑并不适合欧洲的需要，但是，在建造大型的园林或宫殿时，为了多样化，运用中国风格建一些二、三流的景色和房舍也许很合适。”显然，在作者的心目中，中国的独特性、朴实性和美感是可以作为欧洲建园林的调剂、补充的，就像他的“建筑里的玩具”这个比喻。以上就是这位御用著名英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的定位看来，英国人对东方文化的吸收，照样有像中国人那样较强的“体”、“用”之辩。
作者还特别提到中国的生活用具和机械。认为前者构思巧妙、形式朴实而雅致、装饰自然而有分寸，颇有古典之风。但是，它们还是缺乏古典及现代欧洲一些作品的高雅之气，原因是中国人在实用部分的设计上显得逊色。关于机械，他认为中国远远落后于欧洲，这倒与18世纪以降欧洲人的看法惊人一致。
有一点挺有意思，而且很值得注意，即当时流行的“罗可可”之风以及“英华花园”，均是对注重“形式、规律、高雅”的古典主义的反拨，但钱伯斯反而处处用“古典”作为衡量中国建筑等艺术的标尺。在“前言”的最后，作者提到一些好心的朋友建议他不要出版这部关于中国建筑的专著，原因是“它将使我作为建筑师的名誉受损”。在英国社会追逐来自中国的瓷器、茶叶、窗花之时，一个出版根据实地测绘并配以精确文字说明的中国建筑作品的英国建筑师，将冒被看作“对自己职业无知”的风险，简直不可思议。但这恐怕正说明了正步入现代社会的英国18世纪思想言论的多元并存，至少职业人或文化名流与普通民众的审美情趣和世界观是很不相同的。
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Of the Art of Laying Out Gardens Among the Chinese”），在19页正文里占了差不多满5页的篇幅，但并未专门附图例。这是惟一的钱伯斯给予毫不保留赞美的中国艺术。他说：“中国人在园林设计方面技艺高超。他们那方面的品位很高。我们英国在那方面也已经做了不短的努力，但并不太成功。”因此，为了指导英国的园艺师们迎头赶上，他在这方面所费的笔墨并不少于其专业建筑。
关于中国的园林设计，也许钱伯斯意犹未尽，也许他另有图谋，在他的“设计”出版15年后，即其事业处于鼎盛时期的1772年，钱伯斯出版了《论东方园艺》（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这部论文篇幅也不大，连同前言在内才有32开本94页。（其实，钱伯斯的两部专著从外观上均很像18世纪流行的论战性的小册子或“檄文”）
从他的长达10页的前言，我们可以看出其写作或出版动机：一、对当时流行于英国的园艺风尚进行彻底的批判；二、对其竞争对手的攻击。
“一门与我们娱悦的重要方面息息相关的艺术，在我们这边的世界里竟没有一个博学之士参与其中，这不是很奇特吗？……在这个岛屿，一个精于沙拉菜的种植而疏于装饰性园林的设计原则的菜园子种植人竟被赋予此任。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把精力都浪费在劳作上的大老粗，能在这个精细困难的追求上走多远。”显然，钱伯斯对于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英国园林艺术家布朗（Lancelot Brown，1715－83）真是恼怒成羞，几近于骂街了。难怪，名列其第一本专著“订阅者名单”的英国作家及著名社会评论家沃尔浦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评论道：
“我读了钱伯斯的书。它比最低劣的中国窗纸更属粗制滥造，而且是用来野蛮报复布朗……钱伯斯的书本是用‘装饰性园艺’而非‘东方园艺’的名字来流传的。”在沃尔浦尔看来，《论东方园艺》决非像他的第一部那样严肃的专著，只不过是借当时流行的中国园林艺术之名实行其文学策略而已。简单地说，钱伯斯的这本貌似论文的著作其实与早十几年前出版的借他人之口攻击当时英国社会的哥德斯密《世界公民》是一路货。
当然，据笔者的阅读，本书虽然具有以上背景，但钱伯斯对当时已成为当然准则的根本排斥艺术加工的“自然式”园艺心怀的忧虑，以及他所希望的英国园艺走出一条自然与艺术交融和谐的道路，还是跃然纸上。这种寄托，就不是什么个人恩怨或社会批判策略可以道尽了。说到底，蕴涵于此论文中的思想是与他15年前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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