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和亲的故事经过千余年的流传，多少文人墨客的传唱，故事情节已经相当完整，作品的内容也相当丰富。马致远的《汉宫秋》在原有的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设计出了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戏剧主要构造两个冲突，即爱情冲突和政治冲突。由于一半的文字都是曲文，《汉宫秋》很少借助动作和情节直接表现悲剧冲突，情节缺少戏剧动力，显得平淡无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作品就不是真正的悲剧了。作者认为，《汉宫秋》通过曲文，以情境交融的意境表现了焦虑、孤独、怜悯、恐惧、死亡、毁灭、崇高等悲剧体验，并且通过这些悲剧体验表现了悲剧冲突，从而使《汉宫秋》成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作品。到了清朝作家薛旦笔下，王昭君的故事演变为嫁到匈奴的女主角梦回汉宫的静态悲剧《昭君梦》。在昭君村，昭君的父母白桃、王母在女儿被迫嫁到匈奴以后，终日以泪洗面，思念女儿。因为女儿在前往匈奴前曾经在家门口栽下一棵柳树，并说如果她在匈奴死去，柳树将会枯死，所以，当白桃、王母发现柳树枯死，心中甚是焦虑。他们拿出镜子照柳树时，镜子中出现了昭君的亡魂。中日两国对王昭君故事的处理虽然都以悲剧的形式进行创作，但是其间发生了很明显的转变：一、《汉宫秋》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为整个作品的最高原则，而《王昭君》则着重通过自然亲情表现佛教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几乎完全被淡化；二、在《汉宫秋》中，马致远把王昭君置于汉番两国的政治冲突中，使得她的形象近似于一个民族英雄；而《王昭君》的女主角则只是一个为爱情而苦恼的弱女子，因此《王昭君》的伦理意义就只能停留在伦理层面上，题材原来所具有的政治性几乎被洗刷干净了。三、在《汉宫秋》中，善与恶的对立冲突是根本冲突，完全建立在伦理层面，而《王昭君》则在以亲情为中心的伦理层面的冲突上，还有一个形而上的佛教意义层面的冲突，它以佛教思想透视亲情的悲剧，思考生死问题。以形而上的佛教思想审视伦理的人间尘世，使《王昭君》具有了与以伦理为最高原则的《汉宫秋》不同的悲剧表现形式。
元杂剧中有很多取材于唐玄宗杨贵妃天宝遗事的作品，其中最优秀的当属白朴的《梧桐雨》。众多学者认为大团圆的结局形式不符合悲剧的本质特征，因为它从根本上化解戏剧情节的冲突；但是作者却对《梧桐雨》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虽然该剧第四折出现了唐明皇和杨贵妃梦中相会的情节，但是并没有消解情节发展的冲突。作者指出，《梧桐雨》的梦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团圆的标志，但是，实际上反而增添了冲突的意义，因为好梦不长，梦醒之后，唐玄宗感受到的是更深的痛苦、悲哀和孤独。梦在《梧桐雨》中实际上只起到了渲染哀愁的作用，没有情节结构功能，梦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整出戏的结构。也就是说，《梧桐雨》是一出一悲到底的悲剧，悲剧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一直贯穿到戏剧的最后。日本谣曲《杨贵妃》也取材于《长恨歌》，但是只选取了方士前往蓬莱的情节。一般认为宗教是消解悲剧的因素，因为宗教的目的就是拯救苦难的灵魂。杨贵妃在该作品中是一个仙子，成仙意味着长生不死，这是否消解了《杨贵妃》的悲剧性呢？对于宗教与悲剧的关系，作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创见。他指出，在《杨贵妃》中，佛教为剧本提供了否定现实的思想，人间一切皆为无常，美好的爱情成了美妙的幻影，成了苦难的根源。杨贵妃虽然成了仙人，但是并没有获得解脱，她无法忘怀昔日的爱情，无法忘怀人世。她的生死相恋，却逃不出无常人世，佛教思想不仅没有成为消解悲剧的因素，反而成为《杨贵妃》作品悲剧存在的基础。
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分析中日古典悲剧中三个母题的流传与演变上。他通过分析同一母题在中日悲剧中的不同的文本表现，阐释了中日悲剧的悲剧冲突、悲剧意识，进而发展了传统的悲剧理论，通过具体文本的分析，对中日古典悲剧独特的悲剧体味和悲剧意义作出了富有创见性的理论阐述，丰富、发展了悲剧的内涵。
同时，该书又是一部日本古典戏剧“能”研究的力作。“能”作为日本古代戏曲的一个标志性的艺术形式，在日本文化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国内学术界还很少有人关注。该书作为国内第一部“能”（谣曲）研究的专门性著作，具有开创意义。作者通过对中国古典戏曲中三个经典性主题与日本“能”（谣曲）中若干作品在情节、语言、思想内涵等方面的相同性和相异性进行研究，阐释了中日戏剧存在的内部联系，对“能”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功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一部中日悲剧比较研究的著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