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旅游事业越是轰轰烈烈，人们就越是应该“兴高采烈”，可实际则不然，旅游景点越多，就越是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羡慕古人，羡慕古人们当年在“旅游”时的那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古时候，虽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率土之滨”亦“莫非王臣”。一般情况下，“王臣”在“王土”上，只要有那份情致和工夫，有可证明身份的“路引”，便可想去哪游去哪游，正所谓乘兴而来，兴尽而去。譬如司马迁，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在任郎中前就已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李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寄情于诗酒、忘情于山川之间，在畅游祖国南北之中，他走三峡、过峨眉、去黄鹤楼、游洞庭、登凤凰台、上岳阳楼、观庐山瀑布………杜甫虽一生抑郁，晚年更是“老病孤舟”，但其年轻时也曾“裘马轻狂”地漫游吴越、齐赵、梁宋。
古人“游”的目的或者不同，但“游”的结果却在客观上成全造就了他们。正如苏辙所言，“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许多历史名人在漫游时往往还是白丁布衣，他们之所以敢于恣意“旅游”，肯定无需多少费用，无非就是舟车食宿之资，但以当时生活在那些荒江野甸、深山重林间古人的质朴而言，甚至连这些费用也能得免，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一诗约略可以为证：“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茭白的果实菰米，在当时贫苦的农人眼里是上等的美餐，而他们居然肯拿出来无偿地热情款待一位素不相识的借宿者，可见民风之淳。徐霞客在黄山时，一天去游白沙庵，有一僧名霞光者，因怕徐霞客到那里后路不熟，竟追出七里到白沙庵特意去为徐霞客当向导，其敦厚之心可鉴。
然而如今呢？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再敢随心而游了，因为任何一座山、一道水、一处人文景观，只要尚有几分“姿色”，或足以令人思接千载，几乎都被砌起一堵高墙，而且那门票往往高得让人身心皆抖。如果普通百姓谁还执意想学古人在全国来一番漫游，只门票一项，已足以让其耗尽积蓄。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也是李白的诗句，但今天还能有多少旅游景点能让人获得这种“天人合一”的感受呢？因为自你一进入景点，那种不平衡、不公平的感觉便在你心中拂之不去，驱之不走。
笔者在电视旅游频道“玩转地球”节目中知晓，国外除一些野生动物园之类的景观外，绝少听说有收门票的。其实这道理很浅显，战争年代，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之所以会舍生忘死地去保卫每一寸国土，就是来自于他们对那片生养他们的土地的朴素情感；在和平年代，那片土地就自然地具有着一种展示和“讲述”功能，在一种并非抽象，而是形名象审美的展示之中，潜移默化地告诉每一个人，它为什么伟大、神圣，为什么值得自豪并值得去为它付出。而那种将门票垄断到让人无法承受的高度的结果，就在无形中使之丧失了它们应该具有的这种全民性与公益性，也无情地剥夺了民众到那里去提炼民族情感和获取各种信息的权利。
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开发景点肯定会有所投入，三元五元、十元八元，适当收取点管理费情有可原，但绝非现在的几十元乃至上百元。其实旅游景点真正该赚的钱是食宿费、车船费、民俗演出展示费、特色旅游商品费、导游费……
可悲的是这种现象不但愈演愈烈，而且竟被不少人无奈地接受。其实国家早就该出台有关法规和加大管理力度了，比如对各旅游景点的定价也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将其定在一个较为合理的价位，以使每一个国人，在自己曾为之付出过的国土上，都可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率性而游。不然，照此下去，旅游景点开发得越多，普通民众就越是无处可去，甚至早晚有一天会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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