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在上海的日本友人山根虎雄的介绍，他权且到《台湾日日新报》当记者，到达的次日，报上就刊登报道：
“此次本社添聘浙江文士章炳麟，号枚叔，经于昨日从上海买棹安抵台湾，现已入社整顿寓庐矣。”
这家报纸的大老板是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社长叫守屋善兵卫。有日文版，也有中文版，估计章太炎的任务就是填中文的版面，他不用坐班，只在家写写稿子就可以了。章太炎在国内已颇有名气，而且确有真才实学，介绍他来的山根无异于替他们当了一回“猎头”。在汉文化圈内，当时的台湾，当然比不上上海和江浙的繁盛，这一点也许给章太炎的感触特别深。50年前，这里出过一位姚硕甫，是很了不起的知识精英人物，“文章经济，炳然在人”，但现在这里的知识分子居然都不知道此人了。有一个本地的据说还是相当拔尖的读书人，来到章太炎的住处借走了《汉书》，还以为他会好好“补”一“补”的，不到三天就送回来了，说是没有兴趣读。
倒是在这里的日本人中还有几个汉文化修养很不错的，其中一位叫馆森鸿，此人早年就研习汉学，对中国的经史很有心得，与章太炎能做对话，而且谈得很相投，这一点委实难得。当然，馆森鸿对章太炎十分敬佩，他写道：“杭州章君枚叔高才能文，与余相善。去年冬，载书数车入台疆，乃以文字订交。每相见，辄问难经义，评骘文章，纵谈时事，神王兴至，逸岩激越，投笔起舞，恢哉有国士风。”这二人谈谈文章学问犹好说，“纵谈时事”，想必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基础，竟至于谈得那样投契和尽兴，以至声音激越，手舞足蹈。馆森鸿评论章太炎的文章说：“操守大节，处困厄而不扰，其胸中所郁积发为著作，著作褒然，成一家言。”
他特别肯定章太炎的“操守大节”，这种评价似乎有胜于章太炎在国内的一些朋友。在台北这样一个文化还显荒芜的地方，能有馆森鸿这样的朋友往来，真是“不亦悦乎”。
当然他也惦念着国内的朋友，不停地和他们有书信往来，他关心“《昌言报》久不得睹，果能存此硕果否？”盼望有人给他寄报来看，朋友们办教育的、讲哲学的、钻禅学的，他一概都很想了解，至于党祸是否在加剧，更是为他一直注视着，住在台湾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并不愿意离开本土，那里有他的位置，有他的事业，他的父老乡亲和朋友，有时想起这一切，心情就会荡起几许苦涩。
或许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吧，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时也正亡命日本，章太炎在感情上倒和他们拉近了。他到台湾不久，就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现在已很难看到了，但从康有为的回信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信息：
“枚叔先生仁兄执事： 曩（音囊）在强学会，辱承赐书，良深感仰，即以大雅之才、经卫之懿告卓如。顷者政变，仆为戮人，而足下乃拳拳持正议，又辱书教之，何其识之绝出寻常，而亲爱之深也！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乃仆夙愿，特有待耳！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为道自爱，书不尽言。十一月十五日，有为再拜。（康有为：《致枚叔书》，《台湾新新日报》1899年1月13日）
先前，章太炎给康有为写过信，但那时康有为是名震一时、人气正旺的维新派大头头，况且事情又忙，顾不上给这个浙江的年轻学人回信，现在不同了，自己在流亡中，也就格外珍视这种“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来信。章太炎的信上首先应该是表示支持和慰问的拳拳“正议”，当然也还会有若干建议，是不是希望他“驰骋欧美”，以便“兼容并包”，开拓思路？还是说要舍弃改良的方式，另谋一条彻底反抗的路径？康有为毕竟人老姜辣，含含糊糊说了一句“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还很不客气地顶了一句：这事太容易明白了，难道我还不知道（“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不过总体上还是很客气的，用旧式文人书信的套语，将章太炎恭维了一番。应该说，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流产了的维新运动中，章太炎与康有为，无论在名望、地位、作用以及参与的深度等等方面，都不在同一层级上，章太炎虽然也流亡境外，却也并无太大影响，然而，现在他和康有为这样对等通信，交换看法，并得到康如此的称誉，一下就使他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了，在客观上，他被这位领袖接纳进了一个受到当时世人瞩目的政治势力的阵营，这件事使他非常之兴奋。
他当即将康有为的来信刊登在报上，还加了一段按语，说自己正在心情“戚戚寡欢”之时，忽然接到康先生的来信，顿时“眉宇盱扬，阳气顿发，盖不啻百金良药也”。章太炎与康有为在古今文学派之争中是宿敌，这一点在“圈子”内许多人都知道，何以现在他对康有为如此“相昵之深”呢？章太炎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就是学术上彼此意见歧异，并不妨碍“行谊政术”上志同道合，历史上这样的事例甚多，比如宋代的叶适与朱熹，该二人在学术上完全对立，势如冰炭，但在朝廷上有人攻诘朱熹“伪学朋党”的时候，叶适挺身而出为朱熹辩护，痛斥小人诬罔。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与政见，同个人的道德人品是可以分开的。从反面说，学术上意见似乎一致，而实际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这样的人，迟早才是要分道扬镳的。章太炎举过去在湖北张之洞幕府的几个同事如梁鼎芬、王仁俊、朱克柔为例，看起来他和他们学术上都属今文学派，并无界限，实际上根本不是一路人。有一次，他和他们在一起议评康有为的学术见解，他们竟将康先生的政治主张一并加以诋毁，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章太炎和他们激烈争论起来，他的声音那样大，连走廊都震动了，他们惊呆之下，都说你怎么变卦了，章太炎说我并没有变，是你们不懂道理。果不其然，待到变法失败之后，这些人一个个都当了“缩头乌龟”，或者是“变色龙”，连过去学术上的主张也丢到脑后了，可见做学问的人，不要问意见是否一致，而要看人品是否公道正直。（“或曰，子与工部学问途径固有不同，往者评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新新日报》1899年1月13日）
从这时起，章太炎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了一段友好的交往，后来他称之为“与尊清者游”。感情上亲近了，思想上也多少有些接近，他常常寄稿子到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看上去他们很像是同一营垒的人。事态变动的过于剧急，加上所处的社会思想环境相对恶劣，都会使他产生一种“迷失”。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一篇《客帝论》，主张清帝自动退位，可以以清帝为“客帝”，借以缓和国内反满情绪，避免被汉族驱逐。另一面，则要以孔子及其后代为中国的正统统治者，举“衍圣公”的后裔为帝。另外还有一篇《藩镇论》，提出应削弱中央集权，由中央政府掌握畿辅地区，其余分五个道，分别由地方封疆大吏掌管，避免列强“挟政府以制九域”。与其国土被外国人瓜分，不如授给自己人。这些意见，不用说现在，即在不久之后，章太炎自己已认识到是颇为荒谬的了，为此他又写了《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并在编辑自己的文集《?书》时剔出原作不收。他回顾自己这一段思想历程时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与形势远矣。”（《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
这一段自我批评是够严厉的，也许只有章太炎自己，才真切地知道他和那些“尊清者”们之间，骨子里其实还是根本不同，但也多多少少受了他们一些影响，例如，康有为将孔子尊为“素王”，要以孔子为教主之类，他检讨自己当时是立场不坚定，并有“苟且之心”，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多少有些暖昧。在台湾的那些日子里，他确实感受了很大的寂寞，虽然有馆森鸿这样难得的日本好友，但他毕竟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国内政治活动的亲历者、参与者，在哪里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同党，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虽然在死保清帝和驱逐清帝这一条上主张相反，但他们都正受到清朝政府顽固派的追杀迫害，在救国的志向与目标上无疑是相同的，仅仅这一点已足以使他们能够携起手来。他是一个学者，但他目前已较深地涉入政治的漩涡，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不能不更多地投注于现实的政治环境和策略，他不能不以一个政治家的思维方式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
台湾是他避难之地，但不是久留之地。闲时他也细细考察台湾本地的人情风俗，对于这里的治理建设提出一些建议。这里毕竟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与祖国大陆存在血肉相连的关系，待到祖国独立昌盛之日，一定还要回归祖国的怀抱。他也踏勘凭吊过当年收复宝岛、率众抗清的郑成功的遗迹，越是在这样的地方，他越是心潮难平，如今这宝岛竟因朝廷腐败无能又落入外人之手，眼看还有大片国土要被虎狼吞噬，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能强大？作为汉民族的子孙，自己又如何才能不愧对祖先？
现在日本人是这里的主子，在人家的治下做“二等公民”的滋味，决不好受。章太炎是浙江名士，是汉文化圈中的上层人物，来到这里，日方算是给予了颇为良好的待遇，然而，对于他这样一个民族意识极强又极敏感的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殖民者的歧视和奴役，必定会带给他更刺心的感受。他在他任职的《台湾日日新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一部分是指斥慈禧太后及其走狗的，他将这里作为他的一个阵地坚持战斗，而另一部分，则是矛头指向在台湾的日本殖民者的。他对日本官僚欺压人民、作威作福予以揭露和谴责，反映台湾本地人民的心声。这家报纸本来就是日本殖民当局办的，这怎么可以被容忍？于是，社长守屋善兵卫被总督叫去了，总督将刊登有章太炎文章的报纸愤然扔到社长的脚下，问他看过这些文章没有，守屋善兵卫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在办报的方针上，他秉承上峰的一个指示，要尽可能显示出一种言论开放和民主，以缓和本地民众的反抗情绪，延聘章太炎来任职，其实也是为此目的，未承想章太炎会如此肆无忌惮，他就不知道任何开放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
被总督大人训得灰头土脸的守屋社长，一回到报社，就命人去叫章太炎来见他，章太炎已经从日本友人那里得知总督对他的文章很不高兴，估计守屋叫他去就为的此事，便拿起笔来写了一张便笺，让来人带去，便笺上说，你不知道，我要去你那儿就是趋慕你的权势，你自己到我这里来，才说明你还懂得尊重我们这样的人吗？要来你自己来吧！守屋善兵卫见了，只好气急败坏地跑来，对着章太炎大叫大嚷一通：“真没有想到你这人如此傲慢无理！”
章太炎反唇相讥道：“为什么你叫我去你那儿就不是傲慢无理？请你记住，中国的士大夫是要受到尊重的！”
守屋善兵卫气咻咻地说：“你要不愿意在这里做事，就另请高就吧。”
章太炎道：“走就走，我还正不想在你这儿呆了呢。”
守屋善兵卫一甩手走了，章太炎淡定自若地自言自语道：“什么善兵卫，简直就是恶兵卫，你不讲礼貌，我就走人，何用你赶我走，哼。”
这一场风波之后，章太炎结束了他的台湾之旅。
（摘自《太炎先生》，金宏达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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