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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13日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来了许多车：救护车，警车，克格勃的车。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青年近卫军》、《毁灭》两部小说的作者阿列克塞·法捷耶夫在这里开枪自杀了。刊登在苏联各大报纸的苏共中央的讣告中写道：“法捷耶夫多年来身受嗜酒过度之苦，在抑郁状态中做出了反常之举，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家的儿子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不是事实。”
“所有关于爸爸是一个恶习难改的酒鬼，被关在家里的说法都言过其实。爸爸有时在创作不顺利时，才会狂饮。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喝醉的样子。他死后，尸体解剖中没有发现硬变，在他的血里一点酒精都没有。在他死前三个月，他一滴酒都没沾过。”
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说，爸爸非常爱女人，对她们投入了极大的关爱，但也责备她们，其中责备最多的是妈妈——斯杰潘诺娃，因为她使爸爸不愉快。妈妈是著名作家的妻子，又是莫斯科知名的演员，她不仅要为家庭，而且要为工作生活。
斯杰潘诺娃与法捷耶夫1937年相识在巴黎。当时法捷耶夫与第一任妻子（他的表妹）瓦列里·格拉西莫娃离婚后，正与女演员塔玛拉谈恋爱。刚到巴黎时，他给塔玛拉寄了很多信，表达渴望与她共同生活的心意。但是突然通信中断了，原来法捷耶夫找到了新的爱情——斯杰潘诺娃。
从巴黎回来之后，他们开始了甜蜜的共同生活。妈妈酷爱艺术，全身心地投入，这自然影响了家庭关系。爸爸感受不到起码的家庭温暖。他清楚地懂得，他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深爱的妻子，所以他就容忍了这个“缺点”，妈妈当然也容忍了他的风流。
法捷耶夫与布尔加卡娃相识于1939年11月11日，当时他正患病。这以后他们交往越来越密切。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与父亲的爱情生活非常浪漫，但时间并不长。因为父亲在与她生活的同时又与另一个叫玛尔加莉塔的女人交往。这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了父亲并为他生下了女儿玛莎。父亲去世后我与玛莎成了好朋友。她是一个好人，但性格孤僻，像父亲一样，她最后也选择了自杀。
我不知道，父亲以什么方式哀求妈妈宽恕他。玛莎出生一年后，1944年我来到人间。他们马上登记结婚。妈妈宽恕了父亲的背叛。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这些事。
法捷耶夫的妻子从来没有指责过他的工作。他的同事指责他与马尔沙克和奥列沙一起赞同判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派别的死刑。为此，阿赫马托娃和巴斯尔那克被划为苏维埃文学的庸俗者。在苏联作家协会全体会议上遭受抨击。据说，1956年平反的大多数作家认为法捷耶夫在那次镇压中是有罪的，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为这些作家提供保护。其中一个作家直接到他家别墅辱骂他，回到自己家后就上吊自缢了。
——所有这些故事都是爸爸逝世后编造的。那个谴责父亲的作家实际上不是上吊而是割动脉自杀。他不是1956年，而是1958年爸爸死后两年才自杀的。关于法捷耶夫至今还是谣传不断。
爸爸评价阿赫马托娃的诗庸俗，他写道，因为要与反人民的艺术斗争，迫使自己相信真理在党的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不是作为作家协会总书记，而是作为普通的人来帮助阿赫马托娃解救被囚禁的儿子。
在死前几个小时法捷耶夫与姐姐谈过话。他说：“别人认为我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其实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只是在极特殊情况下能帮忙，因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是一个不能自主的人，是别人游戏中任人支配的小卒。当然他无限爱戴斯大林，愿把生命献给他，他也担心过自己的家人。有人向我讲述，爸爸第一次害怕的事。当时他是《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准备刊登波拉多诺夫的中篇小说《利益》。小说的字里行间表现出能引起人们不满的情绪（后来这些词语被勾掉了）。在修改中，相反的是，父亲要突出这个思想，强调要在一些地方用黑体字出版。斯大林读了这篇小说，直接在黑体字旁边写道：“恶棍！”他把爸爸叫去狠狠地大骂了一通。爸爸脸色苍白地从领袖那离开。
斯大林开始没有仔细阅读过小说《青年近卫军》，但1946年仍然授予该小说“斯大林文学奖”。一年后，他看了《青年近卫军》这部电影，非常愤怒，因为在这部作品中没有体现出党的领导作用。他命令父亲修改这部小说。1947年12月3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指出，《青年近卫军》小说中漏掉了一个最主要的，也是决定共青团的生命、成长和工作的因素，这就是党组织的领导与教育作用。父亲不得不对这部小说作修改，增补和修改直至1951年才完成。只有家里人知道，父亲承受多么大的痛苦。
斯大林死后，文化界纷纷揭发父亲并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这时爸爸非常孤独。所有一切都扭转了。法捷耶夫再也不是那个坚信党的方针正确的人啦。父亲打算改正错误，使作家协会民主化，使自己从不必要的事务中解脱出来。1953年初秋，他向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递送了关于作家协会情况的三份报告。赫鲁晓夫读了报告，完全拒绝批评党的苏联文学方针，建议法捷耶夫疗养，因为这样就可以说明父亲病了。从此，法捷耶夫被解除了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
为什么亲近的人谁也没有发现父亲的变化呢？1956年5月13日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父亲来说是一个永恒的日子。晚上我们都在二楼睡觉，早上我第一个下楼吃早饭。在那里就座的有我们的佣人、彼佳叔叔、外祖母的弟弟叶甫基尼·克尼波维奇。爸爸也下楼了并建议我去散步，目的想让我离开家。外面下着雨，我没有出去。爸爸回到楼上，很快就响起了咔嚓声。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是什么声音。过了一会儿，我去叫爸爸吃早饭，推开卧室门，看见爸爸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胸前溅满了血点，手上还有一把手枪。他向自己的心脏开了枪。妈妈当时正在国外巡回演出。她回来时，脸上的表情非常可怕。爸爸留下了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不允许任何人知道信的内容，它被放到苏共中央档案馆里。传说苏共中央命令销毁这封信。后来1990年只是在党报上公开刊登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 我不能再继续活下去了，因为我献身一切的艺术，被自以为是的党内外行领导和践踏着，现在已经不可能挽回。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文学界所谓的“好干部”是一些暴吏和卑躬屈膝的小人；文学界的好人过早地夭折，剩下的人稍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不到40－45岁就离开人世……，把文学工作交给了那些不学无术的卑劣的小人来领导。少数人在年青时心里还燃烧着正义的神火，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神圣的火焰很快就熄灭了。在人们心中再也没有能激励创作的动力了。三年来尽管我的请求没有被采纳，我还是要对管理国家的领导人说以上最后的希望。请把我与母亲葬在一起。 法捷耶夫 1956年5月13日
我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当时的思想体系的局限性阻碍他成为大作家。今天人们几乎忘记了他，连学校的教科书也没有列入法捷耶夫的名字。大概，要深入了解他本人和他的才华，还需要时间吧。
（摘自《海上文坛》2003年11月号，崔亚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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