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月7日，库切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发表获奖演说。Imaginechina／法新 |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库切是眼球时代的异类，一个“羞涩的”人，一个离群索居的作家，痛恨聚光灯下的生活，对一切酒会、典礼——只要是有红地毯的场合，都敬而远之。媒体记者要想采访库翁，难过登天。此前布克奖颁奖给他，他至多复信致谢，人依然没有露面。这种性格，“结庐在人境”已不足以形容，倒有些首阳山中的意思了。
作为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库切这种“恶名昭彰”的仙翁态度着实令主人担心不已，真是评奖不如发奖难，等待库切还不如等待戈多。两个月来，媒体一直在猜测，他会来吗？
库切还是来了，给足了诺贝尔奖面子。12月7日，库切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发表了获奖演说。今天（12月10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去世于1896年的同一天），他还将出席正式的颁奖典礼。
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贺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证实，他们已与库切达成协议，作家将亲临领奖，但有一个条件，他不会按惯例出席新闻发布会。
库切当天演讲的主题是文学寻根。这位63岁的南非作家大谈笛福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说自己的创作源自欧洲文化，以及17世纪以来欧洲文化的不断扩张。
当天，库切还罕有地接受了瑞典《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的简短采访。他对该报说：“我要说的是，我是这种扩张的产物，因为我的精神家园显然是欧陆，而不是非洲。”
库切还说，自从今年10月份他得奖的消息公布以来，他便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淹没了。“我惊讶地看到，文学名望竟然会带来如此之多的奇怪的副产品，”库切说，“你展现出的不过是文学和写作方面的才能，但人们会突然要求你到处演讲，去告诉他们你对天下大事的看法。”
他还表示很奇怪为什么不设诺贝尔音乐奖。“音乐比文学更普及，因为文学总是受制于某种语言。”他说。
在此前的12月5日，库切还对瑞典的公共电视台SVT说，对大多数孩子的想象而言，电视已经取代了书的位置。“我小时候读了非常多的书，我那时感觉家里对书充满了敬意，”库切说，“很多孩子都经历过一个文学上狼吞虎咽的阅读阶段，他们从中展开了最初的想象。现在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那种体验或许已经很少见了。”
库切说，自己从文纯属“偶然”：“如果我晚生二、三十年，我大概会去研究理论语言学，或是人工智能什么的。”
东道国的媒体何其幸福！也许是因为拿人家的嘴短，此前，库切一辈子对媒体说的话，可能也没这几天在瑞典说的多。路透社的记者对此深有体会。12月7日的演讲结束后，该社记者仅仅从正准备拂袖离去的库切口中得到了四个字——“我不确定”，作为对记者提出的一个“很长”的问题的答复。（问题是这样的：在失去了荒岛的鲁滨孙和其作者——不断叙述18世纪伦敦城大瘟疫的笛福之间，您认为哪一个更能代表您自己？）
瑞典文学院的恩达尔说，库切视文学为“在说与不说之间的第三种选择”。库切本人则辩称，他之所以对媒体寡言，是因为他的作品已说出了一切。
这倒是，在其新作《伊丽莎白·科斯蒂略》中，主人公——像库切一样，也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她在谈到自己刚刚得到的文学奖时说：“我应该让他们取消颁奖典礼，然后把奖金支票寄给我就得了。”
这回可是一张大支票，足足有一千万瑞典克朗（130万美元）之巨，他得拿好几十个布克奖（库切已经得过两次布克奖），才能挣这么多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