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对已经过去的20世纪的学术大师，我仍然充满敬意和眷念。也许后来者真的不容易超过他们了。他们深湛的国学根底，他们将中西学问融会在一起的学术训练，他们在文化撞击中不自我失重的文化节操，他们重证据、不说空话的治学态度，他们喜欢抬学问杠的执拗，他们的儒者之风，一句话，他们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无时无地不让我们仰望而乐道之。记得1997年2月16日下午，我邀请戴逸、李慎之、汤一介、李泽厚、庞朴、余敦康、王俊义等诸位师友来我家里，围绕我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文做学术恳谈。大家谈得很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前辈大师是仰视还是俯视的问题。余敦康先生的话我至今记得，他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20世纪，从1897年算起到1997，这一百年我们耽搁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李慎之先生插话说：“我是窥视。”我个人打心底认同余敦康先生的意见。我们以往对前贤往圣的“厚诬”未免太多，所谓“厚今薄古”、所谓“古为今用”、所谓“批判的继承”，正面的涵义自然不是没有，副面的效果则是杀伤力过强，导致今人对古人的简单化，失去对民族固有文化的敬意与温情。
我近年有较多机会与晚清及20世纪的大师们为伍，“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经常被他们睿智的哲思和奇特的风采所打动。我已经摈弃了区分“优点”和“缺点”的论学与衡人的方法，我关切的是他们属于自己的特点。“进步”与“保守”的概念，我以为也不适合用来评价近现代学术人物。1895至1898年的全国维新变法运动，主张激进和渐进的两派势力争持不下，但两方面的人物都有其可爱处。就湖南新政而言，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主张渐进，我感到很好、引起我的尊敬。梁启超、谭嗣同激进，同样让人感到可爱。就是倍受诟病的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难道就那样一无是处吗？李鸿章一向蒙受卖国的蔑称，连带他辛苦操持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也被轻易否定，但李合肥其人在晚清政治舞台自有其精彩。甲午战败他虽然难辞其咎，但主战的清流党们也当负误国之责。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狡诈的日人以一环接一环的圈套企图把中国拖入战争，清廷则一步紧跟一步地跌进圈套。战争模式是人家早经设计好了的，中国一方不过是战败的执行者。
1895年4月27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全国上下一片沸腾，纷纷责难李鸿章丧权辱国。签定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条约的人（当然是朝廷指示他签定）遭到责难，不足为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惨重的败局。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在马关条约签定后曾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元精舍文集》卷五）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去刂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黄著《花随人圣庵摭忆》页二一四）
我在《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一文中引述了上面两则史料，非欲为李合肥其人辩诬，而是想说明，历史之真情底里，绝非当时后世的悠悠之口以及“书生贪功之高调”所可为椐也。
《百年中国》这篇文章是我的一次演讲，听讲者是国家各部委担负领导职务的人。当讲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的时候，我说：“我想向各位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由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也许有人会追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是预言家，我只能说我不是没有一点隐忧。
王国维和陈寅恪是我近年关注得最多的现代学术人物，撰写的有关他们的文字也相对比较多，故本书第二至第九篇，都是关于王陈的内容。因为陈将有专书出版，此处所收仅限于单独发表过的一些散论。《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也是一篇演讲稿，行文方式和语气带有演讲的特点，连现场答问也照原样保留了下来。我对王、陈，说起来是有些偏爱了。陈在本质上是一贵族史家，他一生未能摆脱家族的情结，但学术理念则坚持文化高于种族。王的自杀是20世纪文化中国的大事件，也成为百年学术的不解之谜。演讲稿中对此稍事疏理，主要分析他一生的“十重矛盾”。陈评王之死曰：“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一人”，指罗振玉；“一姓”，指清朝（爱新觉罗氏）。《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新释》一文，探讨的就是这“一人”、“一姓”的问题。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的这句名言，以之评王评陈，均若合符契。或问：王、陈就没有局限吗？这要看你用什么标准和什么方法看待过去的学术人物。陈寅恪说：“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又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又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我想我们还是按陈寅恪阐释的方法来看待前人和前人的学说罢。
我偏爱的另一个人物是马一浮。马和熊十力、梁漱溟有新儒家的“三圣”之称，但为学的本我境界马比熊、梁似更胜一筹。《熊十力和马一浮》一文，主要论熊，特别是他的《新唯识论》的来路和影响，但也兼及熊、马的生平素业和彼此之间的情谊。马是真正读懂《新唯识论》并最早给予称扬的熊的学术知音。1932年文言本《新唯识论》出版，马为之序，其中写道：“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其为书也，证智体之非外，故示之以明宗；辨识幻之从缘，故析之以唯识；抉大法之本始，故摄之以转变；显神用之不测，故寄之以功能；徵器界之无实，故彰之以成色；审有情之能反，故约之以明心。其称名则杂而不越，其属辞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於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词，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人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於知化，长於语变者矣。”短短二百余字，《新唯识论》的玄理义趣囊括无遗，且将各章名目（熊书“部甲”即“境论”分“明宗”、“唯识”、“转变”、“功能”、“成色”、“明心”各章）嵌于对仗的语句之中，读之朗朗上口。而“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不正是熊先生为文为学为人的特点吗？
熊、马也有分歧，1939年由于对复性书院的宗趣理解不同，两人曾一度闹翻，熊先生怒而离开乐山（复性书院设在四川乐山的乌尤寺），使马先生倍感伤痛。但马先生宁愿相信熊的“怫然遽行”不过是佛五行中的“婴儿行”，也就是闹小孩脾气。的确，熊先生接人待物一任性情，极少有遮拦。马一浮抗战时期创办复性书院，是应国民政府的邀请，不得已而后应。他的态度是无减无增、语默动静一也。当他由广西的宜山（时讲“六艺之学”于浙江大学）赴乐山途经重庆的时候，委员长蒋公曾设宴款待，待之以宾礼。熊先生当时也在重庆，熊、马等几位友人聚会，不免问起对蒋的印象，马说：“此人英武过人，而器宇偏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娇揉；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熊的评价则两个字：“流氓。”50年代以后，熊仍不停著述，马晚年只写诗而不著文。两人同为政协委员，熊对国政文事颇多建言，但无一采纳；马则默而无言。
熊逝于1968年，终年83岁。逝前逢文革浩劫，屋中挂自书三条幅：中间为孔子、左王阳明、右王船山。口中不停地念诵：“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马逝于1967年，逝前作《拟告别诸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似有顺化自然的喜悦。马终年85岁。两人乐山别后绝少再晤，但彼此仍有关切。他们性格风貌有别，同为童心十足的学术大师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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