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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保卫、保健、生活等方面的总管，是总的负责人。
若要按我的看法，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基层、次高层、高层。随着毛泽东工作、行动的性质不同，活动的范围大小不一样，所涉及到的人员层次则有所不同。例如，毛泽东在工作之余或工作中的间隙，睡前、醒后，不出菊香书屋的院子或者不出丰泽园，在院内或附近散步时，有值班的卫士在身边就行了。若毛泽东走出丰泽园，在中南海范围内散步，这时就有次高层的人员相随了，做保卫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一定要出场，有时叶子龙也出场，基层的人员增加了，摄影师侯波来了，我这位保健医生以及李银桥和孙勇也会跟随在毛泽东身后。因为虽然在中南海内，这里牵涉到的单位却很多，有时，毛泽东在散步中提出要接见什么人，或者要到中南海外去走走，就需要有汪东兴和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来安排了；假如毛泽东要到郊区去散步或走访农家，或视察基层，如不牵扯到大的单位，上述的人马也就够了；如要参观、视察各军种或大的工厂时，杨尚昆和罗瑞卿就要出场了。毛泽东在北京曾视察过部队，也视察过首钢，杨尚昆、罗瑞卿都得要随行，在毛泽东参加大型会议时，也是如此。如果毛泽东要到外地视察工作，随行的首长中除了杨尚昆、罗瑞卿外，还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因为在建国初期，远距离视察工作时需要乘坐火车。杨尚昆则与各省市党政最高机关或领导人联系，安排毛泽东的食宿和通知毛泽东要找的人、要了解的情况，叶子龙和汪东兴是杨的助手。
汪东兴在建国初期的头一年，是中央警卫处的处长。中央警卫处属军委总参谋部的建制，受总参谋部和中央办公厅共同领导，处是中央办公厅下的处，中央警卫处以后又改属于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共同领导，汪东兴既是公安部的一名局长，也是中央办公厅的局长，以后他又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的助手。
我刚进中南海时，隶属于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兼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保健科成立后隶属中央警卫处（以后改为局），我是保健科的兼职副科长，公安部任命的局检验室主任（检验室隶属于警卫局，配备专业技术人员李允铎、方国盛、姬德胜等），后又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兼“一组”的组长。因此，汪东兴曾是我的顶头上司，在工作上接触较多，不管从哪个角度，他都是我的直接领导。
叶子龙在进北京后的建国初期，一直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主任，他和汪东兴都是红军战士。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间，从那时计算是最长的了，大概他从延安时代起就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叶子龙和汪东兴在陕北前线时，一直跟在毛泽东的身边。
说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有点说不清。从我个人的观察，可以把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高层的，属于领导一级的工作人员，即在党内或国家机构中任部一级的正职或副职；二是次高层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职责是专职性的，与毛泽东工作相关联的领导干部，相当于政府机构中，副部级或正局级的干部；三是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中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编制在一组的，二是建制不在一组而又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
属于高层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时间顺序上没有去区分），或称第一层次的，计有：
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军衔。每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他都是跟随的，有时还带一个副部长做助手，他可以直接指挥每个省市的公安人员，担任毛泽东的保卫工作。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延安时他是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是军委的大管家，建国后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便成了中共中央机构的总管家了。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时，他都跟随，他负责联系各省市的党政领导，安排毛泽东要办的事宜。汪东兴（建国不久他又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又是外出时罗瑞卿的助手，侧重于对内）、叶子龙（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是杨尚昆的助手。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建国初期每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时，交通工具是火车，所以有部长滕代远在，坐车就不成问题了，沿线畅通。
陆定一，中宣部部长，在延安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担任毛泽东的英语翻译，也是一位大手笔。随毛泽东在陕北前线。
陈伯达，我们把他看成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延安时，以所著《窃国大盗袁世凯》而闻名。他曾随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
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大手笔，在延安撤出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举行三人会议时，他是记录，在瓦窑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时，他也是记录。
师哲，在延安时他曾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的主任，又是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时，他担任翻译，建国后他住中南海。
第二层次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是直接担负毛泽东某项工作任务的。
建国后，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处处长，后为公安部九局的局长，我未离开毛泽东身边工作前，他已是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超过了叶子龙的职位。在陕北前线时，他是昆仑纵队的副参谋长），毛泽东外出时是必然跟随的，包括去新六所，去香山，去郊区，都有他在身旁。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贴身护卫”。他有时带上副局长王敬先做助手。
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机要室主任，也是毛泽东走到哪里跟到哪里的，他则常常带上机要秘书罗光禄。
田家英是毛泽东专职编修《毛泽东选集》的秘书，是位秀才，四川人，他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第二层次中最年轻的一位。我在时他还未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之职。
第三层次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把这一层次的工作人员，称为基层人员，可分为在编一组的和建制不在一组、而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聂荣臻代参谋长任命为正团职，稍后兼职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公安部任命）、毛泽东生活秘书（管理生活和行政事项，中央办公厅任命），接叶子龙的该项工作。军委卫生部批复为：卫生技术二级。
我们这些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涉入到重要会议，接触重要人员，尤其是担任内勤的卫士，即使是颐年堂开政治局会议，他们都会涉入的，因为他们要给与会者提供茶水，也随身带着毛泽东要的烟和火柴，政治局的委员们在大厅里开会，卫士们则在屏风后或相连的侧厅中值班，什么都听得见，看得到，所以那时有严格的工作纪律，对基层人员都有要求，不准记日记。
不管毛主席是接见外宾，还是在怀仁堂召开重要的会议，警卫人员，我这位医生都会到场，坐在会议室中，地点又要选在好出入，又离毛泽东不太远的地方，做好发生什么事件，要顶得上，所以我随身都带有一定的急救药品和应用物件。
在陪毛泽东外出时，或从丰泽园到怀仁堂时，我都挤在毛泽东的车中，司机旁坐汪东兴，后车厢与驾驶室间安有防护玻璃（斯大林送的防弹车，在电影中，人们都记得列宁被刺的事），叶子龙和我则坐在车厢可折叠的靠背椅上，如再有人乘坐，我这位医生就又“升级”了，便坐在毛泽东身边。这是我职业的需要，与政治待遇无关，其实这在许多国家都一样，国家元首身旁总不离开卫士（他们称保镖）。
（摘自《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王鹤滨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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