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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110周年诞辰，社会各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一伟人，图书界更是兴起了“毛泽东”热。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世人耳熟能详，但作为一个凡人，他的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情况却鲜为人知。我们从众多的出版物中有选择地挑选出他的家人以及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回忆，读者可以从中更全面地认识、了解毛泽东的非凡个性和胸怀气魄。
这是真的吗——人民领袖毛泽东是我的父亲？
问母亲，母亲欲言又止。
萦绕女儿心中的困惑父亲知道吗？
又过了好些时候。
我与母亲、二哥从苏联回到祖国。有一天，知心的母亲提议我给父亲写封信。
此时，10岁出头的我还不大懂中文，信只好用俄文书写。
直至今天，我还记得第一次执笔写下那举世闻名的称谓时心内的肃敬，还记得诉说疑问间急切而略带不安的感觉，还记得所写下的每一字每一句——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娇娇
信写好后，发出了。我署上的仅是自己的名字。
毛主席能收到吗？结果会怎样呢？我翘首祈盼着消息赶快赶快来。
极快地，来了电报，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封电报！
母亲逐字逐句清晰地用俄文念给我听——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毛泽东
“乌拉……！我真的有爸爸啦！”我欢欣鼓舞，喜悦之情不可抑制。我跳跃着，欢呼着，像一只轻灵的小鸟扑进母亲怀里。
父亲来函简洁，却蕴满亲情，浸透父爱。他复以电报，是怕久别的女儿盼急了会变成长颈鹿吧？他说：“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父亲爱我想我，嘱咐殷殷，我也真愿意长上翅膀飞去，依偎在父亲膝下！
回过高兴劲儿，却见母亲的欢笑倏忽间消失了。尽管时间如沙漏流逝，记忆杳渺，但母亲的沉寂还是一下子把我引入了印在心灵深处那不凋的岁月里。
这里要补述一下：
1946年，时任国、共、美三方军调部共产党方面顾问的王稼祥偕夫人到莫斯科治病。他们无意中从留学生的谈话里获悉：久无音讯的贺子珍竟是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院，与人隔绝！他们一方面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父亲，一方面立即与苏联有关人员交涉，但遭到了苏方推脱。所幸王稼祥叔叔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与苏共高层人物熟悉，且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经过多方努力，苏联政府才同意让母亲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母亲终于得救，恢复了自由。
王稼祥夫妇和蔡畅妈妈征询母亲的意见：“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回国去！”母亲毫不犹豫地说。
王稼祥叔叔立即把母亲的想法电告父亲。
父亲很快复电：“同意回国。”并请蔡畅妈妈沿途照顾我们。
1947年初秋，我们一行人乘坐莫斯科——哈尔滨的火车回国，路上走了八天八夜。
哈尔滨到了。李富春叔叔到车站接的我们。
我们在哈尔滨住了下来。我和二哥岸青上课学习，母亲上班工作，先是在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来又调任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那会儿，战友、朋友、亲友，来看望母亲的人很多，工作着的母亲身心都调节过来了。平日里，她穿一身列宁服，束上腰带，精神利索，走路也快，大家还鼓励她去参加周末舞会。
我和哥哥呢，都要先学习母语，包括读和写。哥哥原来学过一些，我则没有一点儿基础，学起来觉得难极了。母亲到苏联前后近十年的时间，她刚回国的时候，中国话也说不利索了。
有一个周末，我跟母亲到机关玩，看到墙上挂着的毛泽东主席的像。我忽然想起二哥告诉过我的关于父亲的事，忍不住小声向母亲求解：“妈妈，岸青哥哥跟我说……他说……”我怕说错了，犹豫着。
“岸青哥哥说什么？你慢慢讲。”母亲和颜悦色地鼓励我。
“他说照片上的人是我们的爸爸。”说完，我忐忑不安地看母亲的反应。
良久，母亲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我领悟这就是认可了：照片上的毛泽东主席就是我的爸爸，岸青哥哥说的没错！苏联老师和中国老师常常讲的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带领红军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赶走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军队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是我的爸爸！我猜，他一定是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只有母爱，而没有父爱？父亲知道我、想我吗？他认我是他的女儿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也不能再问母亲。
在哈尔滨住了几个月后，我们又来到了沈阳。在这里，我给父亲写了开篇里提及的信，也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里我没有贸然地称呼他为爸爸，而是用了大家惯用的称谓，我想得到了确认再说。
这天，来了位跟母亲长得挺像、个子比母亲稍矮的中年妇女。
母亲高兴地把我领到她面前，跟我说：“娇娇，这是你姨妈。是妈妈的妹妹，她与妈妈一样姓贺，叫贺怡。”
姨妈也是个性格开朗的爽快人，同大人孩子都谈得来。但她与母亲商量问题的时候，两人的心情好像都不大愉快。是什么事情搅乱了母亲和姨妈的心绪？
过了两天，母亲平静下来，她开始收拾起我的几件衣服和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还把岸青哥哥的东西也收拾好。我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收拾起来呢？”
“娇娇带上自己的东西，到北平去见爸爸呀！”母亲低着头回答我。
“妈妈也一起去吗？”见她不收拾自己的东西，我又问。
“不，妈妈不去。你和岸青哥哥两个去。”母亲笑着，笑得苦涩，几乎像哭。
“你妈妈现在不去，她要过些日子才去。”站在旁边的姨妈对我说着，又转过脸告诉我母亲：“我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去。我要见主席。我会为你把一切事情办好的。”
母亲没再说话，只是为我们忙碌着。
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和我的姨妈领着岸青哥哥和我从沈阳坐火车到了北平。
我和二哥来到了香山双清别墅。
“主席先生，我将您的公子和千金都送来了。”大使对我父亲说。
“这就是给你们发电报的毛主席，你们的爸爸。快叫爸爸呀，快叫呀！”父亲旁边的工作人员笑着对我们说。
我仔细端详着眼前魁梧的人——他确实跟照片中的人一样，只是显得更和蔼可亲，而且个子那么高。他身穿宽大的灰布中山装，脚踏一双平底黑布鞋，普普通通的，一点也没有板起面孔的严厉。我搜索枯肠，想努力找出记忆中的影子，隐隐约约，似曾相识——
“我的‘小外国人’，爸爸欢迎你！”魁梧的人弯下腰，张开双手笑着说。
“爸爸！”我欢欣地叫道，扑进他的怀里。
“娇娃，我的小娇娃！”父亲双手抱起我，一个劲儿亲着我的脸蛋。
“娇娃，我的小娇娃……”父亲不住地说着。我乐呵呵地笑着。父亲不会说俄文，我不会说中文，但亲情的交流未必要借助语言呢。
我有妈妈也有爸爸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享受着父爱，不禁在心里欢呼着。
（摘自《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李敏著，四川少儿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