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没什么学问可言。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其他学科对当代文学缺乏必要的了解。当代文学是个变动着的学科，不像古代文学那样已经完成了、历史化了，比较固定。其他学科对这个年轻学科的偏见实在是太顽固了。现代文学不过三十年，但以今天的尺度来看，当代文学至少已经发展了五十年，相当丰富也相当复杂。它不仅要求研究者要研究当代文学的现状和历史，而且也需要对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有系统的训练。从内容的含量和需要掌握的知识上说，当代文学其实比其他学科要求更加严格。在历史上——比如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都是通过对他那个“当代”发言才获得其历史地位的。难道现在“当代”这个学科就变得这么不重要、这么边缘化了吗？这是一个偏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代文学学科本身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在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就做得很不完备。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我找到了62种当代文学史，但这么多的书竟然基本上大同小异，甚至互相抄袭。如此下去，这个学科不被尊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两本书在1999年前后的出版，有着重要意义，它们标志着当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和学科化的完成，从此当代文学才真正成为一个学科。近20年来，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带动了其他很多学科的发展。在同一个层面上，相对于文学、电影、音乐、艺术、戏剧等等，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都走在了前面。在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无论是文学理论和批评还是文学生产，要想全面了解最新的进展都需要相当大的阅读耐心。因此，从教材的角度讲，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问题，既是个历史的问题，又是个当下的问题。
回来说王丽丽这本书《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读完之后我确实感到震惊。这本书在写作方法上并不很“新潮”。胡风现象一直是当代文学上的一个难题，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攻坚的队伍不断存在，也有一些成果，但从个案入手把这个难题解决得这么系统这么成功，以前还没有过。她使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来解释，很到位。这本书的关键词是“去魅”和“去蔽”。“去魅”就是说明了是什么构成了神秘的东西笼罩了对象，“去蔽”则说明了什么东西遮蔽了我们应该达到的认识。王著在这两点上抓得很好。这本书的好处主要不在它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对相关材料的梳理和解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王岳川：
作为博士论文对胡风文艺理论和批评思想的基本构架和值得关注的命题的大胆探讨，使王丽丽面对了问题本身和问题之前的问题。她不满足于冤案清算和思想诉苦，而是别开生路，进入对胡风事件成因的解释。这种独特的进入问题的方式，使本书成为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深层对话，一位年轻学者对上一代学者的内在精神阐释。这种“同情的理解”和清明的理性解剖，使本书具有了思想的重量。
在学术史的清理中，王丽丽较多地运用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现代问题加以阐释，从中凸现胡风事件的多角度意味：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项成果，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对个体与“主体”的关系的描述，马尔库塞对文艺形式中意识形态内涵的揭示，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论述对研究胡风集团的文化生态的意义；运用现象学的层层追问法和探源法对胡风事件的社会语境和发生社会机制的“事情本身”加以把握；运用解构主义的“去蔽法”对层层乌托邦的遮蔽加以消解，从中透出新的精神意向和批评空间；从而立体地呈现胡风的复杂性，在展示胡风各方面的同时，透视胡风事件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在理论方法论上有所创新。
王丽丽是文艺理论专业的硕士，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文论的训练，在书里面也用了一些西方的理论。但她并不明确讲出来，不是一家一派地讲，而是把它们当成人类共同的财产，可以一起分享，用的是一些“消化以后”的理论方法。可以说，她不仅有比较全面的文艺理论尤其是西方文论的素养，她对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潜心研究，使她一方面能够带有一种理论批评的前提进入当代文学史问题史中，去发现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并考量其作为历史旧问题而新出现的条件何在。另一方面，对文学史下过一番苦功，使她能重视历史与理论的结合，尤其是重视历史的“细读法”，发现那些习焉不察的问题踪迹。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我在理论和历史的结合上要求更多一些。我注意到，她不是一般地收集材料，将论文弄成材料的堆积，相反，她在几乎穷尽了所有相关的材料后，能够用理论的脉络挑明问题，从而使材料生发出新的意义。可贵的是，她不就事论事，而是通过对大量文本材料的细读，去追索本原之前的那个本原。她不去补救、平反、翻案，而只谈事件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往后走，而是往前不断追问。
最后，也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非常高效地出版了这本专著，这也彻底改变了人大出版社过去在我心目中的学术形象。
王光明：
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和古代文学很不一样。古代文学这么多年来大体比较稳定，不管是章培恒还是袁行霈的文学史出来，基本的研究格局并没有大的变化。可现当代文学就不一样了，经常是一本书就可以引起巨变，比如20世纪80年代夏志清的小说史和前几年的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一出来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学科的研究方式和评价体系。我原来考虑过，文学史到底是要“锁定历史”呢，还是要“开放问题”？文学史其实就是把时间空间化，它把正在流动的时间拦截下来，空间化，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可以不断出入、不断反思的空间。所以，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把重点落到那些让我们可以一再去思考的问题上，相对于那些纪念碑式的、盖棺定论式的写法，开放问题才是更重要的。
看了王丽丽这本著作，觉得很不错。80年代以来，很多过去被淹没的人被发掘出来，大家习惯的是“讲故事”，对他们寄予我们的道德同情。这固然也能让我们震动，很煽情，能够引起我们感情上的和道德上的共鸣，但这就是学术研究吗？当代文学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个学科变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王著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她通过细读胡风的故事到真正梳理了胡风的问题，代表了胡风研究在某一个方面的转变。她把胡风这个个案放在当代语境下，考察它与当时历史语境的复杂关系，是真的把它作为一个问题，不管是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是理论，都梳理得很好。
陈晓明：
读了这本书，第一个感觉是应该感谢作者，同时也觉得震惊，实在是写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讲当代文学学科的困境，这的确是个事实。洪子诚老师出了本当代文学史，我同意繁华兄说的，的确是让当代文学成为了一门学问。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研究没有自己的学科话语，观点也都是政治观点。当然，政治对古代文学也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程度还是以当代文学为烈。当代史是活生生的历史，就在大家的眼前，搞不好画鬼容易画人难，研究的难度其实更大。这就容易让大家采取“庸人”策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好在现在有一批更年轻的学者正在掀起一个浪潮，改变这种状况，比如面前的这几本书。而且它们都是女性学者写的，这个也很有意思。过去的当代文学研究主要是批评，分量很有限，总是那种作家作品论的形式，或者是印象记式的东西。所谓的历史叙述总是流于历史记录，大量的回忆体，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话语。这些年可能是因为学位制的建立和完善，让研究越来越规范，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有了建设，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也逐渐成熟。
回到王丽丽这本书上。这是迄今为止一本研究胡风的集大成著作。它对胡风这个个案研究得很深入，全面的历史梳理非常到位，理论阐释也很结实，体现出了良好的方法和学风的训练。胡风的问题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难点，难度很大，尤其是阐释。事实都摆在那里，但里面的关系则像一团乱麻。但这本书写得很清晰也很合理。尤其有意义的是它提出了新的阐释理论，使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询唤”理论。但作者对西方理论的使用很巧妙，运用得很自如，活用在具体的分析里面。温儒敏老师在序言里的“去魅”和“去蔽”的说法是很准确的。我也一直想考察一下主体理论，历史中的主体理论，这种主体性是如何生成的，如何与历史和社会发生联系。其中的很多问题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被具体化了。
程光炜：
去年在北大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对这本论文的好评。我看了之后很吃惊，一个是王丽丽本来是学文学理论的，以这种话语进入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却一点也不显得外行；另一个是她是个女学者，却处理得一点也不感性。
先谈王丽丽这本书。这本书超出了以前胡风研究的两个固定的视角。这两种视角一个是“辩诬”，一个是“同情”。这两种视角都是有贡献的，但又都有自己的局限。王丽丽的处理方式不是这样的，很老到。一方面是用了一些理论的方法，比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以及新批评的“细读”法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一些长句子，比较绕，这种比较繁复的句式有个好处就是把作者隐藏起来了，让人感觉她不在场，反而增加了论述的客观性。其实中国老一代的学者正是用的这种办法，比如钱穆写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梁启超写的清代学术史，都是这样的。从我的感觉来讲，第二章“胡风事件的历史探源”王丽丽这一章就写得非常好，主要就是材料的处理，是要去发现事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用材料来凸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种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在里面。通过对材料的组织，书里的看法让人很信服。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在过去的胡风研究里是不多见的。在“文化心态”问题上，她的突破是用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当代文学这个学科一直比较茫然，处在不确定之中。真正的当代文学研究是到8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标志就是郭志刚等人和北大编的两本当代文学史。但是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时间太短，80年代才正式开始。当代文学建国之后一直受极左路线影响，所以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它大量的工作是“正名”，为当时很多作家平反，这就形成一种传统，就是“辩解”。它一直都是这样，等到洪子诚老师的文学史出来才开始有些变化。
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经历了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王瑶他们是第一代，之后又有80年代那批人，以及现在更年轻的一代。当代文学刚刚处在这种状态。最近几年来，现代文学相对来说比较沉寂，反而是当代文学成了焦点，主要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史。这种转变就是对历史进行一种现象学的还原，绕过了过去的那种同情和辩诬的方式。这本书这些方面写得非常用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这套书，是很有魄力的。过去人大出版社给人的印象是出版的教材比较多，这套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大出版社以前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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