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龙与凤几乎都同时伴生于华夏文明酝酿和生成时期的新石器时代。作为华夏文化在交流和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灵物崇拜，凤的意向组合首先反映的是早期人类对于禽鸟“沟通天地”自然功能无比尊崇和慑服的敬畏心理。
其实，在荆楚大地的出土的战国（而不是春秋）楚墓随葬文物中，“虎座凤鸟”的造型比较常见。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楚人认为凤凰具有导引人的灵魂飞升列仙的神奇魅力，而“龙从云，风从虎”的爻辞，又使人相信虎是凤（风）的最好伙伴，所以“虎座凤鸟”的造型构思，实际上体现了楚人那藉虎为底座来托举凤凰飞升、进而快登仙境的灵物崇拜礼俗。这正如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所称：“随葬虎座立凤，意在招致风伯，让他接引死者登天。”由此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所谓“凤在虎上”的器物造型，肯定与“母系社会”无关。
附带提一句，在湘、鄂一带出土的楚地文物中，还另从漆绘盾牌及马胄皮甲中，都曾发现过凤凰造型的图案。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假使凤鸟造型真像刘达临教授所设想的乃是与“母系社会”相关，那么如此将其运用于兵革戈甲之上，岂非自损军威！
至于凤的意象“女性化”倾向，据五代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称，实乃缘起于秦始皇。其时，秦始皇自称祖龙，故命宫中嫔妃插凤钗、穿凤头鞋，由此开启了皇室女性以凤为特征的舆服标志和宫廷装饰。然而，直至两汉及魏晋时期，士人中仍有以凤譬人、彰显精英的时尚习俗，如《西京杂记》即有云：“杨雄著《太玄经》，梦吐白凤。”而三国时蜀汉谋士庞统，即自称“凤雏”。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刘达临教授说一句：“虎座鸟架鼓”完全与我国古代的性文物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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