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像陈梦家那样，不论以什么样的机缘触及任何领域，都能结出第一流的学术果实。他是新月派诗人，二十岁就出版《梦家诗集》；大学本科学的是法律，但更喜欢古文字和古史研究，闻一多、容庚是他的老师。1944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但经过三年的穷搜苦索，最后编成一巨册英文稿《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回国后还拟增补欧洲和加拿大的部分，以出版规模更大的《中国铜器综录》。他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调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殷虚卜辞综述》是他的代表作。七十万字的《殷虚卜辞综述》，如同一气呵成，写得清通而优美，即使对甲骨文少有所知的门外汉也会读得津津有味。考古所平素与陈梦家先生稔熟的徐苹芳先生告诉我，陈是个绝顶的学问天才，他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不赞成死扣住一个课题不放。但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他和许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样，被强行施以“加冕礼”。可是当他以戴罪之身下放到甘肃协助地方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接触到大量出土汉简，于是又开始了简牍学的研究。《武威汉简》一书，就是经他一手整理而成。后来自己又撰写了三十多万字的《汉简缀述》。但十年浩劫的灾难过程，他没有全部走完。1966年9月3日，他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无限宝贵的生命，年仅55岁。此前的几天，他的出身名门的妻子——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北京大学英语系赵萝蕤教授，被“剃发易服”关在家中；而自裁的当天，他受批判时有人用秽物浇他的头。他留下的遗言是：“士可杀，不可辱。”
徐苹芳先生说，陈梦家走后，赵萝蕤先生长时间精神不稳定。他们没有子女。待到这位英国文学教授事隔多少年之后，再次重游旧地、访问芝加哥美术博物馆时，她竟看到了她的已故亲人与凯莱合编的《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她禁不住泪如雨下。我看过一篇赵写陈的回忆文章，其中说：“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文章还说：“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可是写文章的人再也无法看到“蛋黄色的灯光”后面的那个“完人”的身影了。我把诗人兼古史专家的故事讲给正在外地写作的内子听，我无法做到不在电话里留下情感的定格。
张荫麟更是个悲剧天才，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如果说陈梦家的古史研究与古史写作，浸透着诗人的激情与诗笔，张荫麟则视感情、生命、神采与直观的认取，是历史写作的必要条件。他太喜欢完美了。他要把每一篇、每一行、每一个词语都写得安稳。他的代表作《中国上古史纲》，虽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却可以让他在名家辈出的20世纪史学领域独树一帜。
贺麟是比他高三个年级的同学，但青年时期就对他赞誉有加。一次讨论问题，由于意见不合，张荫麟怒拍桌子，恰好拍在一颗钉子上，造成手破流血，贺麟担心他们的友谊因此会受到损害。但1926年贺麟准备留美时，张荫麟写了一首极深永极诚恳的送行诗：“人生散与聚，有若风前絮。三载共晨昧，此乐胡能再。世途各奔迈，远别何足悔。志合神相依，岂必聆謦咳。折柳歌阳关，古人徒吁慨。而我犹随俗，赠言不厌剀。毋为区区态，坚毅恒其德。君质是沉潜，立身期刚克。温良益威重，可与履圣域。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审问思辨行，四者虑缺一。愧缀陈腐语，不足壮行色。”当时张荫麟二十岁，他是十七岁考入清华的。
1929年张荫麟去斯丹福大学深造，研究哲学，虽然他的志业始终在史学。1933年回国，任教清华，担任哲学和历史两系的课程。直到抗战开始后高校南迁，又在西南联大任教。梁任公曾因受到他的批评而称赞他的天才。熊十力也因他史、哲“兼治而赅备”而赞誉之。他的学问文章还得到国民政府高层的注意，委员长蒋在重庆曾约见过他。据说他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意见，大约是两不相契的缘故，不久他又回到教学岗位。他的早逝，执着学问、沥血著述（写文章经常连续几个晚上不睡觉）固是因由，更主要是爱情的悲剧吞没了他。
他是广东东莞人，很早就恋着做家庭教师时教过的一位伦小姐（名慧珠），苦苦追求而无结果。单恋的痛苦，已经对身体有一定摧残。他留学回来事情始有所好转，但因伦小姐体弱多病，直到1935年才结婚。婚后两人并不经常在一起，学校南迁时女方回住广东母亲家里。不料这时一个人独居昆明的张荫麟，与一位十年来一直倾慕他的年轻小姐发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他情不能禁地把恋爱经过向好友贺麟作了倾诉。贺麟写道：“我知道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两人间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谊，他们之发生爱情是毫不足怪，异常自然的事。同时，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我所认识的荫麟》，《张荫麟先生文集》页四十三，台湾大学出版社1984年初版）因此他从心里给予“了解之同情”。可是这个当口，张荫麟却写信叫在广州的妻子携儿女来到昆明，同来的还有伦女的母亲和姨侄女。突然膨胀的家庭于是变成了一座待燃的火药桶，夫妻间开始了有声和无声的战争。冯友兰的太太住在楼上，常下来劝解。不久伦女怒而携家人返回广东。令张荫麟迷狂的恋爱对象随后也离去，并从此断绝往来。遭受双重打击的荫麟决心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应聘到地点在遵义的浙江大学。这是1940年农历七月底发生的事。第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就在偏远的遵义逝世了。听到噩耗的人无不为之惋惜。五十年后，他的文章、他的著作、他的艺术史家的诗情，仍然让我们新一代文史从业人员有无法绕行的地方。
最后我该说到《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这篇文章了，在我主要是想表达我的一种祝福和感激。2000年2月4日我病愈出院，那一天正好是立春，又是己卯年除夕，第二天就是庚辰年的春节，开始我的本命年。4月9日南下讲学、养疴，先后在南京、扬州、镇江、常熟、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停留。杭州最长，住了二十天。5月13日返京，6月5日写《悼朴老》，这是我病后第一篇文章。5月13日又写了记南行游兴的《桃花得气美人中——虞山访柳如是墓》，病后第二篇文章。8月，学界朋友拟以最亲切的方式庆贺季羡林先生九十华诞，邓九平兄来我家告知准备情况，并希望我能即席讲话。我说讲话不宜，因为与会者大都是前辈硕学，我不合齿序。但季先生对我多年的帮助尤其病中的关切，让我永志难忘。李玉洁先生告诉我，1999年夏秋以来，季先生经常念叨：“梦溪怎么看不见了。”待知道我生病住院，他请李先生打电话给祖芬，转达他的话，嘱咐我：“要付出一段时间，争取半生幸福”、“有病要有非常的自信，病就会好一半。排除一切，靠内心的调整，来增加抵抗力。要能抑制自己，这是很厉害的。”季先生还说他也有许多病，心脏病、肺气肿、十二指肠溃疡，但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有病，就是靠自己调整。祖芬把记下的季先生的话念给我听，我当时的状态如同赵萝蕤在芝加哥艺术馆看到了陈梦家辑录的《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但也增添无限战胜病魔的自信力量。
后来我还接到季先生一信，其中写：“我兄罹疾，我心难安，幸天佑善人，转危为安。此不只我一人之福，实亦学坛之福也。”我已经愧不敢当了。因此欣逢先生九帙大寿，我想如果不用语言也应该用文字说点什么了。于是便有了这篇寿序，一气写成的，是为病后的第三篇文章。由于当时正泡在陈宝箴和湖南新政的晚清史料里，贴近文言的表达，于我有“语境”的方便，而且合于祝寿文的文体要求。但我是借鉴王国维为沈寐叟写寿序的办法，把季先生放在20世纪学术史的流程里加以观照，与其说是一篇寿序，不如说是一篇学术史论更为恰当。序文初稿承邓九平兄补充内容，复经吴小如先生厘正文字，谨再申谢忱。
两篇哈佛访学记，是我1999至2000美东访学的一部分记录。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我先后与十余位研究中国学的学者访谈对话，录音稿有近二十万字，因病未能及时整理出来。本来打算《世界汉学》出版一个专辑，结果只在今年出版的一期上刊出对史华兹教授的访谈，而且他在我离开美国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和我交谈的时候，情绪热烈，他说他高兴谈关于中国关于文化的题目。我至今怀念这位渊博的西方儒者，并为他不能看到发表的文稿感到遗憾。实际上我愧对了我与之对话以及帮助我安排访谈的许多美国友人，特别是杜维明教授、林同奇教授、王德威教授和商伟教授。也许王蒙的慰病电话，可以让我多少减轻一点心理担负——他说“病人是享有特权的，包括挑食、不守规矩、不讲道理”等等。不过我会给愧对的朋友送去迟到的回答的，总有一天我会把全部访谈稿整理出来，不仅在《世界汉学》或《中国文化》上刊载，而且可能的话会出版一本《哈佛访学记》。
生病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不仅如王蒙所说享有种种“特权”，还产生一种空灵，一种回归本我的宁静。贺麟解析张荫麟的浪漫爱情，得出“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的优美结论。生病的过程就是往这优美情境漫步的过程。因为由于生病，会得到更多的温暖和爱，得到更多的友情和爱情。回归本我是愉快的，因为它无减无增。学问是快乐的，因为它是接近殉道的最佳途径。
时在2003年12月2日览
康丽小姐送来之清样后补序
（刘梦溪先生《学术思想与人物》一书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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