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曾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年仅44岁的他是获此殊荣的法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而《第一个人》是加缪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努力创作的，将是他的又一部扛鼎之作。耐人寻味的是手稿并没有在被发现的当时公之于众，而是在相隔了35年之后。原来，加缪意外身亡时，其夫人弗朗西娜·加缪和朋友都反对将遗稿出版。虽然加缪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生前与萨特及其他左翼人士关系非常恶劣，形势对遗稿出版很不利。
卡特琳娜说：“事实上，人们反对加缪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性事件，是一种误解。”冷战时期，苏联有集中营与政治苦役犯的内幕被披露于众，在西方知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法国知识分子也因对苏联集中营的问题持以不同立场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加缪谴责斯大林所做的种种清洗和苏联的极权主义”。他认为，当下的生命必须被保护并被赋予尊严，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证明谋杀的正当性，“意识形态必须服务于人类”。因此，他坚决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并将这些政治观点在自己1951年出版的《反抗者》（Lhommerévolté）中集中表述，遭致了以萨特为首的左翼势力的反对，展开了论战。萨特认为，在共产主义领导的苏联，“社会的未来”可以使现在的恐怖成为正当的。所以他对他们的恐怖行径，明知是不对的，却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宽容。在萨特影响下左转的人们也认为对共产主义的信服应该是无条件的。所以，在当时说苏联有集中营仍是一种亵渎，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当时的情况是，加缪在政治论坛上发表的言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而他本人却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越来越多政治的，而非文学的评判性因素介入到人们对他作品的评价中。因此，若在这种情形下发表稚嫩的遗稿无疑是给加缪的反对者们以攻击的利器，他们会嘲笑加缪已经江郎才尽了。无疑，出版加缪遗稿的时机尚未成熟。
加缪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某种意义上说，他被自己的国家放逐，但依然生活在母语之中，借此与国家保持着最根本的联系。他与自己的法兰西祖国既是孤单远离的，又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人》将使我们意识到阿尔及利亚对于解读加缪的重要性。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的殖民地，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法国的一个外省，那儿居住着大约100万的法国人。加缪便是法国到阿尔及利亚最早一代移殖民的后裔。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民族战争，争取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不仅对法国人，而且对同情法国人的本国人均采取了恐怖手段。卡特琳娜在描述当时的情形时说，阿尔及利亚的暴力事件已发展到了不给人以任何反省余地和斡旋空间的程度。他们互相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以致于人们产生疑问：在经历了各自所做的事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仇恨中，没有任何反省和调解的可能性。
加缪了解阿尔及利亚，他知道，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法国移、殖民与当地的阿拉伯人不断冲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融合，他们已将自己生命的根深深扎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在他们的心目中，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与自己的法兰西祖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人势必要被驱逐，而这无异于将他们从祖国的领地上连根拔起。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加缪推崇联邦政府，他希望阿拉伯人与法国人，像生活在那里的其他种族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他相信只有通过接受彼此的差异，同时也为这些差异所丰富，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解决问题争端。在《第一个人》中，加缪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将土地还给穷人，给穷得甚至从来都没有渴望过拥有的人，“庞大的穷人队伍，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也有一些法国人，他们靠自己的执着和忍耐在生活或挣扎，带着世界唯一有价值的自尊，那就是穷人的自尊，把土地给他们，就像把神圣的东西给神圣的人，……”。
正如卡特琳娜所说《第一个人》是自传性的，我们可以将雅克·高麦利当作加缪的一个化名，或者是加缪试图借他寻父这条线索来思考从法国到阿尔及利亚的移殖民的命运。在父亲的墓前，加缪发现了父辈们最大的秘密就是贫穷。他们没有也来不及尽父亲的职责。他们的孩子，在殖民地荒凉的、充满敌意的天地里如亚当一样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在他们的成长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父亲在他能听懂的年纪时叫他一声儿子，跟他聊聊家族的秘密，说说过去的苦难，讲讲自身的经历。他得独自成长，没有过往历史，没有伦理道德，……以昂贵的代价成长为男子汉，孤独地走进自己时代的人类社会，走进可怕而激昂的历史。加缪知道，自己也将走到这些终被遗忘的无名无姓的庞大人群中去。
卡特琳娜说，“你可以在这本书中发现一个真正的爱的故事，一个少年的爱的故事，这也是加缪的第一次”。加缪将自己对母亲深深的爱写进《第一个人》，并将这本书献给她，书的题词是饱含深情并独具匠心的：“献给永远不可能读这本书的你”。加缪的母亲不识字，无法阅读儿子的作品，而加缪在这个世界上最渴望的，就是母亲能读懂他的生命与肉体。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爱，他唯一的爱将永远是默默无言的。但对加缪而言，母亲仍是爱的化身，是绝对的爱。
在加缪看来，父亲已渐渐从母亲的记忆中消失，母亲也只是一个一无所知，一无所求的“屈服于岁月与生活的女奴”。父母和与他们一样的穷人们的命运就是不留痕迹地从历史中消亡，他们已被永久地埋葬在泥土里，被历史遗忘。而他作为一名写作者，一位艺术家，承担起了为他们代言的责任。加缪在诺贝尔奖答谢辞中说，在这样一种疯狂的时代里，写作是一种誓约，“是一种和我共同活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们，一起忍受我们相同的悲惨和希望的誓约”。并且，他指出自己的写作为之服务的不是制造历史的暴君们，而是像他的父母一样的忍受历史的人。
加缪去世40余年了，《第一个人》的出版也已接近十年。他的声誉曾随着舆论的褒贬而几度沉浮，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重新估量加缪的价值，肯定他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不可抹煞的重要地位。《第一个人》的出版，使人们对加缪的创作历程进行整体关照与系统的探索成为可能。
卡特琳娜认为这部自传色彩浓厚的小说对于加缪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没有忧虑，她说父亲绝对不会同意把这部作品照此出版，加缪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严肃而认真，作品发表前总要一再地修改。“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无疑会在定稿中更多地掩饰自己的情感。”因此，在这个不仅没能完成，而且没经过任何修饰，许多地方都没有被擦抹掉的不成熟的文本中，人们或许能够最清晰地听到加缪的声音，卡特琳娜希望读者能以包容之心来解读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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